罗兰（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很高兴您同意接受我的采访。陈明远先生，这次想从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系列著作谈起。1999年以来，您发表了《文化人与钱》三部曲：《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水深火热中的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与人民币》，多次修订再版，影响很大。最近周有光先生在《漫谈中产阶级》一文中，特别提到您的著作。周先生是这样写的：“20世纪，中产阶级（或称中间阶级）在中国崛起……中间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知识分子是中间阶级的主体。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衣食住行、弃旧换新，仰事俛畜、不虞匮乏。但是，他们积蓄不多，是安适阶级，不是富裕阶级。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利巧取财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不过处于幼稚状态。请看陈明远的重要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其中详尽地叙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薪金收入，这实际上是研究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当时中产阶级已经存在，是幼年时代的中产阶级。鲁迅是什么阶级？中产阶级。他自己说：他是‘中产的知识者’或‘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鲁迅《二心集·序言》）请您谈谈您在二十年前是怎样开始研究这个重要专题的，好吗？ 陈明远（人文学者，以下简称“陈”）：好的。周先生对我过奖了。首先我要感谢《社会科学论坛》和《文汇报》在十几年前开辟专栏，连载我关于“文化人经济生活”的系列文章。这些联系社会学、经济学跟文化史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这些社会生活调查的实录，当时好几年都难以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些报刊认为这是一个禁区，甚至雷区。官方学术界如鲁迅研究会一度不认可我的论文，有人说“革命文化旗手鲁迅跟金钱有什么关系？”“从鲁迅日记窥测他的收入账目，是触犯伟大旗手的隐私！”有人说，“谈论知识分子跟钱财没有什么意思”“这不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还有人指责“对比几十年前后的生活是埋怨今不如昔”“揭露黑暗面发泄不满”“谈论‘脑体倒挂’是挑拨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否定思想改造的伟大成绩，否定知识分子工农化”等等，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不一而足。 记者：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时候对您的一些误解，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 十二年来，许多媒体纷纷转载或评议“文化人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的文章已经超过千篇，引发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许多大学和研究单位将您的著作列为教学和科研的参考文献。十二年来的事实表明，这些研究成果不胫而走，完全站住脚了。但是从事文史这一行的学者、师生一看到数字和报表就头疼，您是怎样用这些数字引起人们兴趣的呢？ 发掘真相 陈：我想，主要的诀窍有两个，一是贴近生活，二是发掘真相。 怎样贴近生活呢？就要从人们的衣食住行着手，从人们对于生活收支的关注开始。具体描绘百年来的民生：如何吃饭、穿衣、居住、交通？历史上北大、燕京、清华、复旦、交大、圣约翰、北洋、南开、中大、西南联大等等学校师生的日常生活怎样？商务、中华、群益、泰东等出版社的稿酬或版税标准怎样？延安解放区的供给制究竟如何？新中国的工资改革如何？老人民币跟新人民币的币值如何？各时期各地区百姓的衣食住行有什么变化？……具体生动地描绘出来，就能引起读者们的兴趣。 再一个就是要努力发掘真相。四百多年以前，李贽就猛烈抨击过“讲假话、行假事、做假人、满场是假、无所不假”的病态社会；一百多年前，严复就尖锐指出了“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无奈现实。当这个国家“不诚实”的病症歇斯底里大发作时，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二十多年以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考证、评述了20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我作为历史浪潮的见证人，又是社会万象的记录者，可谓生逢其时。这些年间，我们亲历目睹时代的裂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甚至审美观的裂变。许多人都感到了、觉察了，并且试图描述和研讨这些裂变。这首先就必须努力发掘真相。 记者：您所指的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吧？请问您对方法论有什么亲身体会呢？ 陈：研讨问题有两种方式：思辨的方式和实证的方式。所谓思辨的方式，就是建构理论、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加以概括、阐述和发挥；所谓实证的方式，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考证史料，通过摆事实来讲道理。两种方式各有侧重、各有利弊。 二十多年以来我主要采取了实证的方式：排除“假大空套”，也不是流水账簿。我下了大工夫以许多年的精力写成这几本书，实质上是历史的备忘录，这是辨明真相的备忘录。首先在辨明真相的基础上，来进行真正的思辨。“实证第一，思辨第二，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思辨，在思辨的引导下继续实证”，让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不至于忘记“史鉴”——时代的镜子。 记者：既然您主张“实证第一，思辨第二，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思辨，在思辨的引导下继续实证”，那么，您认为“说真话”跟“发掘真相”是一回事吗？ 陈：相互有关联，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文革”以后（三十年前），巴金就提倡“说真话”。其实，说真话，本来是对小孩子们的基本要求，幼儿园教育幼儿从小要说真话。这是人之初的“小儿科”第一课，是现代社会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不幸到了反右派斗争以后，全民“大跃进”、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中华大地到处流行“假大空”，越演越烈，说假话反而成了社会风气，甚至宣扬“不说假话干不了大事”，以至于许多年来媒体“假大空”、文章“假大空”、统计数字“假大空”、官场汇报“假大空”、大会小会“假大空”，制造了多少可笑的悲剧、闹剧，可怕到了极点！这样才造成“文革以后，提倡说真话”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