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复兴现象及其背后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十年里，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一股传统复兴的热潮。 这次传统文化热具有几个颇具象征性的事件来标志自己，一是2000年以来兴起的少儿读经运动，这一运动在2004年关于读经的争论中达致高潮，而其余波一直持续于今，据估计，大约有1000万少年儿童参与；二是出现了大量推广传统文化的民间团体，以青年志愿者公益社团的形式向各种社区和各种人群传播传统文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一耽学堂”、天津“明德国学馆”以及山东“德谦学校”等；三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开播的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普及节目《百家讲坛》中，播出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一时间成为大众文化的焦点；四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面向经济精英开设传统文化培训性质的“乾元国学班”，成为继MBA、EMBA班之后高校培训经济的新的增长点，甚至成为企业精英追求的新时尚；五是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具实体性质的“国学院”，并且主张改革学制，成立一级国学学科，将国学从现代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当中独立出来。此外，可以视为一个基本背景的是，民间大量涌现礼俗重建的活动，修宗祠、撰族谱的活动与民间信仰活动结合，在基层社会蔚然成风。作为这一系列传统复兴现象之某种官方反应象征的是，2006年《光明日报》开办“国学版”，开始用整版的篇幅以国学的名义正面宣传传统文化。同时，国家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发表肯定传统文化的讲话。 鉴于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基本上聚焦于对传统典籍和传统学术的关注，学界人士大多以“国学热”来指称之。同时，鉴于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首先是由民间推动，而且基本上是以民众为主导的特点，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民间的”、“民众的”“草根性儒学复兴运动”。①然而如果适当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这一次传统文化热潮实质上具有一种全社会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的意味。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忽然发现了传统的温情，似乎忽然在传统里找到了家园之感。尽管孔子仅仅是个符号，但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推广机构，冠之以“孔子学院”之名，至少已经承认“孔子”是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象征；而在知识界也逐渐出现了一种以“文化自觉”超越左右的思想趋向，以及以“文化自觉”指导中国理解的学问取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知识精英“文化自觉”之集体表达的是2004年举行的两次文化论坛，一是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中国文化高峰论坛”，论坛发表了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一是由周凯旋和董秀玉发起，以当代中国最为活跃的知识精英群体为核心成立的“中国文化论坛”，该论坛明确以“中国文明主体性”问题为主旨，并定期召开年会，其对中国知识界之走向必定会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何以会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这样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呢？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一波关于传统文化的新的热情呢？发生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的社会文化脉络究竟是什么？它究竟在何种程度说明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吗？ 实际上，无论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还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或者文化问题的讨论，似乎总是一个时代破题的先导。若仅就改革30年以来的当代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关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大辩论，其中当然肯定者或辩护者有之，而否定者或批判者却更居言论的优势；90年代初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表面上是海外新儒家研究在大陆兴起和推广的结果，但实际上仍然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意味深长的延伸；而发生在1994年的“人文主义”讨论，诚如甘阳所言，作为首次表达出的对于经济理性带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处境的焦虑，可以看作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终结，而这一终结也恰恰意味着90年代一个新的时代气氛来临的先兆。实际上，90年代在高校特别是以北大为中心的学院内部，也曾经出现过一波关于国学的学术热潮，其结果便是在北大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创刊了《国学研究》杂志。多年以来默默耕耘的传统文化研究，开始重新具有了一种颇为蕴藉的学术和文化姿态。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共识的破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经济和社会政治议题已经直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不必假手“文化”讨论来曲折地涉及社会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也以新的形式展开。在新左派的理论构想当中，由于“现代性”问题视野的引入，反思现代性问题开辟出一个重新理解中国现代史的新视角，亦即将中国现代史理解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建设过程，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实践恰恰成为中国现代的动力，而对现代性的“反”，不仅仅是一种“反思”，更是一种在对传统进行加工改造之后的正面“反动”。这表明传统已经找到了另外一种寄身的形式。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根据他们的激进市场主义，社会被理解为一种自发的秩序，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资源，势必会从理论上进入他们的视野。苏格兰启蒙主义的理念为一些儒教原教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所共享，正是此种对待传统态度的最好说明。 不过，最近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与上述这些对待传统的方式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以往关于传统文化的关注，总是先由思想界的讨论为先导，或者说知识思想界的讨论本身即是传统复兴的主要内容和几乎全部表现的话，那么最近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潮却有所不同，它首先发自民间，来自大众，可以说主要是一场民间、民众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它更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上对待传统的态度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波传统复兴热潮表现出更多以往未曾出现的新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不仅展现了传统适应当代历史条件的新可能，也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定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