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1-0107-06 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文化研究面临着重新语境化以及语境转换如何可能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语境转换对“大众”与大众文化研究更有其时代的生成性和价值意味。基于对中国当下语境的深刻认知，本文通过对“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进行辨析，在厘清“大众”概念的所指中，洞悉大众文化的用意与诉求。 一、时代语境的深刻认知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全球互动和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使得大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全球意味和文化色彩，这种变化深刻改写了文化的版图和形态；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跳跃式升级及其泛在式的传播和消费特性，深刻改写了文化发展的格局。就深刻性而言，新媒体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和发展，而是反过来，传统媒体要在新媒体的发展格局中获得定位。就文化而言，不是从文化的传统格局中看互联网给文化（生成方式、存在形态、传播与消费方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新的文化业态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而是要从互联网的视域中看文化的生成发展，文化要在互联网的境域中重新阐释，文化要在新视野中重新获得理解和发展定位，才有可能获得它的话语权（如网络中英语的优势，无形中巩固了美国的文化霸权）。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但它生成的力量是现实的，会深刻改变现实的版图。同时，网络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推动力，也加剧了文化的社区化和地方化发展趋势。这种时代语境带来理解文化最切近的一个变化：文化观念的变迁。从文化一元论（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到多元文化观（差异性）的确立，其直接的后果是大众文化作为新兴文化、流行文化甚至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构成部分受到重视。 其次的一个变化是，大众文化从被批判的对象（文化工业、原子文化、社会水泥），到成为消费社会主导的文化形态、类型受到发达国家普遍的倚重，成为广大市民在文化市场中消费的最主要产品类型，正是经由大众的文化消费，它展示出实实在在的文化影响力。其实，这种文化“软实力”凸显的背后逻辑是文化领导权的变化，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深刻影响。作为亚文化类型的大众文化从昔日被压抑的边缘状态，到成为后现代文化的表征融入社会主导文化形态，作为商业娱乐文化裹挟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导文化的互动交融，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建构和发展，从而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形塑了大众的价值观。 面对时代历史语境的深刻变化，需要一种文化的认知，所谓认知就是二种领悟，是一种与时代对话的新形式，在文化发展战略中，也是一种政策制定者合法化的新形式——新的管理形式。具体到大众文化研究来说，须明晰它已从理论旅行的话语层面，到当下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文化经济的引擎功能，被赋予了多维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二、“大众”概念的流动性 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学洞察，可以发现“大众”不是一个始源的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流动的不确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有特定价值指向意味的概念。大众概念是在其参与活动中被建构出来的，他离不开与之互动的文化实践。在全球化的大众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大众”与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大众”既有内涵的相通性，又有差异性。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大众”与“大众文化”，早已脱出世俗规定而有其特定意味和内涵。所谓“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之大众绝非世俗意义上的“the masses”（民众或群众），它不是革命话语中或革命史叙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主流排斥或边缘化作为草根阶层的“底层民众”，其确切所指应该是市场经济下世俗化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特定消费群体。①可以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大众的内涵在流动中已变得日益复杂和微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的涵义不断获得确指，并有力地配合了社会结构中一个以中等以上收入为主的新富群体的崛起。尽管就全国而言，新崛起中间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当下中国都市中，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且具有很强的消费实力。在此，别有意味的“大众”作为“成功人士”的表征，不仅具有经济学更有着社会学、文化学的含义。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已显现于都市空间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下，“新富人”阶层被奉为生活偶像，并对社会其他阶层产生强大吸引力。就此意义而言，“大众”这样一种命名事实上有着一种价值判断的意味。 回顾“大众”概念的流动史，就会发现“大众”的内涵不是自明的，它在一定阈限内的有效性有待阐释。其实，“大众”的涵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就像约翰·费斯克所理解的，“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对象，而是在跨越不同社会范畴、时间内频繁流动，以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来凸显特定意味。在不同研究者视野中“大众”的含义迥异其趣，在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等人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将公民非个性化、统一化的结果，是一种固定不变、单质的群体。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吸收了法国罗兰·巴特、德塞图等人的思想，坚持认为“大众”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也不是单质的整体，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相对的立场，所谓“大众”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由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杂多异质的关系组合，为此他们用“people”来代替“mass”。在北美学派的费斯克眼中，“大众”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受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和“流动主体”。第一，“大众”是一种“下层族类”身份，总是处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弱者一端。尽管一切现代官方权力都必须以代表民意来争取合理性和合法性，但这些人往往处于给权力垫底的被压迫(sub-altern)位置上。强调大众的下层性，似乎与阿多诺把“大众”看成受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并不矛盾，但费斯克要说明的是“大众”的自我意识，它并不注定是统治意识形态的奴隶，其下层性和文化实践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有反抗意识，大众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大众和权力集团的对抗。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可以控制它的消费。他们可以通过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胜利。第二，大众是一个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亲疏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极为杂多异质，具体的人群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与谁的利益一致或不一致，总是处在不稳定状态，其间复杂交织的利害关系不是“对立”能定位的，这就形成了大众主体的流动性。流动的主体因不断变化的需要而构成各种不同亲疏离合关系。他们不仅关乎与谁一致，更关乎与谁对抗。因此，在理解“大众”的命名时，“对抗”而不是“受控”的意义更为关键。可见，“大众”固然是抽象的受众，但却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群体。同时，在内涵的流动中大众又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在消费实践中因价值认同的差异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形成不同的群体甚至成为单子，如当下手机的广泛使用，就把大众分解为一个个松散的单子，在此语境下出现了大众的个体主义立场，这种个体化的立场有可能使其缺乏归属感，因为其个性和生活方式以及认同大多来源于电影、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塑，也就是说，大众离不开大众文化产品及其价值意味的规训和召唤。随着电视手机等移动电视介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是进一步分离了大众还是重新把松散的大众链接起来？可见，随着语境的变化，“大众”的概念不断流动——固化——再流动，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变动不居中，大众展示出不同语境下内涵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