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论争与文化自觉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动态》，2011.2.5～16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国学热”，一些人认为它不仅有助于化解国内的问题，还是当代人类的福音，是配合我们经济硬实力的文化“软实力”，足以在不久的将来影响整个世界；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国学既然过去救不了中国，现在也不可能引领时代，充其量是抚慰人们浮躁、空虚的精神世界的“心灵鸡汤”……今天我们反思国学问题的论争，不仅应当明确地体现“文化自觉”，还应当将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使之成为包含着划界思维和视角融合双重维度的总体性框架。这样，“文化自觉”就不仅仅是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比较，更须在人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生态学之间进行对话。 包括国学论争在内的文化自觉，不止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还应当是整个人类对自己命运和可能心的自觉，对自己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不得不然”和“理应如此”的自觉，因而也是对各民族过去一直凭借的价值信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自觉。人类要给予洞察和处理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己的全方位的矛盾。现代性所面临所凸现出来的问题，是个体、共同体、人类和大自然这新的四方域的内在分化与整合问题。我们只有立足于这新的四方域，才能实现具有时代水准的文化自觉。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检讨国学争论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大众、大众文化再审视 ——关于菲斯克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分析 陈立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0.第9卷.317～355 研究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自然而然地会从考察他的“大众”、“大众文化”概念开始。通过对一些西方学者关于“大众”的分析研究与对比，我们看到，菲斯克是站在一种积极地、褒扬的立场来看待大众的。这种立场不仅与他对大众文化积极的、褒扬的立场相映成趣，而且也与文化研究传统一脉相承。一些学者对他的立场深表忧虑。戴维·莫利就认为菲斯克的接受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受众的自主性，并且为主流媒体文本提供乐观的或者救赎式的解读，但“菲斯克对受众快乐含蓄的推崇极易导致文化相对主义。”吉姆·麦克盖根也认为，“在菲斯克的概念序列中，‘人民’根本没有被提供物品的具体化怪物所压迫或否定……” 理解和界定“大众文化”的方式多种多样，菲斯克“大众文化”概念的内涵和独特性，只有在与它们的比较中才能较充分地显示出来。雷蒙·威廉斯和霍尔都有自己对大众文化的理解，约翰·斯道雷归纳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大众文化定义。它们具体是：1、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菲斯克认为这种定义的缺点是没有将大众文化的对抗性因素考虑在内。2、把大众文化看作人们决定何者为高雅文化后剩余的那部分文化，菲斯克认为，把大众文化区分为高雅和低俗本身是成问题的。3、把大众文化视为群众文化，菲斯克对此持一种激烈批判的立场。4、把大众文化看作是来源于“人民”的文化，菲斯克肯定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有所批判。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归纳和总结出菲斯克理解和界定大众文化方式的最核心之点，即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 国外都市文化研究的潜在路径及其反思 蒋进国、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学术界》，2011.2.203～210 作为一种极富发展潜力的综合领域,都市文化研究是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交汇点。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本身也非纯粹领域,都市研究是地理学、建筑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点,文化研究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的混合体。因此,国外都市文化研究大多包含在浩如烟海的传统学科范畴内,这些基础学科成为都市文化研究的丰厚土壤。都市空间堆积着不同历史时期遗存的物质实体,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编码。虽然国外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对国内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启迪意义,但目前至少面临以下两个突出问题：1、跨学科的隐忧。一个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不是由研究者的论证实现的,而是由学科本身的存在状态决定的。跨学科研究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学科定位问题。2、空间的人本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