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晰地描绘出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并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在各种社会群体中，青年往往是最有活力、最不定型，同时也是最难以言说的群体，一味对其唱衰或力挺都是冒险的事。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某些学者似乎成了坚定的青年文化的“唱衰派”！在他们眼中，当代中国青年似乎是许多问题的源泉和麻烦制造者，那些冠以“80后”或“90后”标题的文章要么对青年人冷嘲热讽，要么在对比和怀旧中感叹“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学者尖锐地提出：青年和青年文化已经消失了！周志强教授的《“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以下简称《青春》)就是这样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青春》中，作者为青年文化的变迁深感痛惜：“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替代。”①“青春”与“青年”(14-28岁)②这两个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有很大区别：前者强调的只是生命周期和年龄的自然状态，而后者却暗示着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③《青春》一文对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可谓让人触目惊心！ 作为青年文化的关注者，笔者对以周志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青年问题的敏锐把握充满敬意，但总觉得包括“青年文化消失论”在内的类似观点存在着不少问题，因而不得不把困惑提出来，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 中国当代青年究竟怎么了？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真的已残缺不全了吗？我们不妨从《青春》一文说起。 对青年文化的“终结”原因，《青春》一文主要归纳出了两个：一个是经济基础：青年人的经济相对独立和物质的丰腴，另一个是文化的“侵蚀”，即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前一点不免让人疑惑，经济相对独立并非当代青年的特有情况，而且也不完全与事实相符(比如青年学生的生活来源依然是父母，“啃老族”也大有人在)，但无论怎样，这与青年文化的消失没有必要的联系；第二点则不无道理(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不过，仅仅如此就认为青年“一代不如一代”、“青年文化已经消失”，并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大众文化，这就值得商榷了。 这种“青年文化消失论”最大的问题在于：青年人的文化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青年文化也从来不是一个单数，不宜进行全称判断。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版图是一个绚烂缤纷的景象，是一个多元混杂、相互渗透的结合体，涉及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将青年文化的变迁笼统地描述为“消失”，很可能会忽略青年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与其说青年文化消失了、大众文化侵蚀了青年文化，不如说是更为丰富的青年文化取代了以往看似单一的青年文化，大众文化正催生、影响和改变着某一种青年文化。 由于青年文化涉及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根据年龄之外的指标，对其进行细分和具体分类，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对青年的理解。这里我们不妨以现代社会中的理想青年角色为参照物，将青年文化分为不同的形态，以便更准确地勾勒出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 在现代社会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接受的青年观(即年轻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不同，就中国现代青年而言，一种理想的青年角色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青年应该是纯洁的，纯粹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第二，青年必须是学习的，为担当社会现代化的特殊角色而作好准备；第三，在个人——社会关系中，青年必须是奉献性的，为民族、国家战斗、献身；第四，青年应该是顺从的，顺应支配价值。④实际上，《青春》一文所强调的青年要具有“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就是指的是这种青年角色。 如果以这一角色期待作为参照物，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群体)细分为认同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和负文化。 首先看青年认同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对主导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念基本认同，其主要文化资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近代的民族/国家主义、西方近代主义精神(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个体价值)等，⑤现代中国的青年认同文化(群体)以五四青年、2008年的“火炬一代”、“鸟巢一代”(奥运志愿者)和汶川志愿者为代表。 再看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方式。青年亚文化不是完全认同或者否定、反抗主导文化，而是补充或凸现其忽视的部分，在扮演青年角色时采取的接受方式是“抵抗”，但并不激烈和极端，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表现在审美、休闲、消费等领域。中国当代的亚文化群体以文革地下写作、“今天”诗派、摇滚乐、王朔小说、恶搞文化、大话文艺、涂鸦文化、行为艺术、粉丝群、动漫迷、残酷青春写作、成长电影、独立电影、段子/短信文化、快闪族等为代表，与西方的亚文化(群体)如“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愤怒的青年”、摇滚乐、朋克、嬉皮士、光头仔、摩登族等遥相呼应。 青年“反文化”(counterculture)是对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采取的直接的、政治上的革命性的激进对抗，与“亚文化”相比，“反文化”的目标更明确、更直接，更容易解读，特别指那些富有政治性和革命性的行动，可以说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是对主文化的全面替代，以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2006年台湾地区的红衫军为代表。亚文化和反文化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它们对主导文化抵抗程度以及政治意味的层次不大一样。“反文化”的目标更明确，更直接，更容易解读，是主导文化领域中的一块“飞地”。而“亚文化”往往只提供象征性的抵抗，与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既是对主导文化的否定也是对其的补充，有时还盗用主文化(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符号形成自己的风格。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