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189-11 就娱乐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有正意义、无意义和负意义三种。正意义的娱乐文化是指对社会丑恶和黑暗、不义和不公的揶揄、反讽、戏谑、嘲弄和批判的娱乐文化。无意义的娱乐文化是指那些不准备承担任何价值，也不准备进行道德宣教，只注重个人的休闲、娱乐和游戏，使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中获得身心的放松，虽无益于社会，但亦无害于社会的娱乐文化。负意义的娱乐文化是指现存文化中的情色成分，反道德因素以及挑战、玩弄一切良善的娱乐文化的恶劣因素。 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娱乐文化的负意义的一面，并将之扩大化，祸及无意义的娱乐，并漠视了正意义的娱乐。“无害原则”当成为我们判定“低俗化”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个标准来判断，负意义的娱乐是有害的，无意义的娱乐是无害的，而正意义的娱乐非但无害，反而有功。 一、正意义的娱乐：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的“娱乐批判” 娱乐文化的“正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娱乐文化中的社会批判意识。这种类型的娱乐文化往往直面当下社会问题，通过戏拟、反讽、揶揄、讥刺、暴露等手段将这些丑恶、不义、不公“不怀好意地”端详、打量，进而使之放大、凸现、曝光，显示其荒谬之一面，使人在会心一笑之中发挥祛浊扬清、斥恶扬善的批判功能。 “戏仿”(包括模仿、重复、拷贝、再现、拟仿等)产生的“滑稽感”，以及由此“滑稽感”产生的“讽刺性”，正是当代娱乐文化重要生成机制之一。 霍米·巴巴说，“模仿”(Mimicry)“是模仿者与被模仿者忠实的复制，而‘模拟’的目的在于产生出某种与原体相似与不似之间的‘他者’。这个他者介于模拟者与被模拟者之间，既与两者有相似之处，又不同于任何一方。而它积极、能动的力量也就蕴藏在这相似与不似之间的含混、矛盾状态之中”①。模仿虽说是能生产出一种不同于“原体”的“他者”，但骨子里却是出于“拷贝不走样”的低俗拙劣。而“戏仿”则不同，他虽然与“原体”看似相差无几，但却清晰地透露出一种着意的、主动的创造性的意义来。戏仿的意义正在于文本之间，是戏仿者与文本、接受者与文本之间的张力所生成的。“归根到底，‘戏仿’就是一种文本间性，即被摹仿的文本与摹仿的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以及一种主体间性，即戏仿作家与其他文本、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解释学互动关系。”②“戏仿”这一文化创造样式正是集合滑稽感和讽刺性于一体。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说到“模仿作品”与“模仿滑稽作品(parody)”(即戏仿)的区别。“模仿作品像模仿滑稽作品一样是对一种特殊的面具、一种失去生命力的语言的模仿，但它是一种中立的模仿实践，没有模仿滑稽作品所带有的那种别有用心的动机，它没有讽刺挖苦的欲望，缺乏笑料，坚决否认除了你暂时借用的畸形语言之外，某种健康的语言标准仍然存在。因此模仿作品是空白的模仿滑稽作品。”而“模仿滑稽作品”(即戏仿)则不同，“模仿滑稽作品具有一个‘别有用心的动机’，嘲笑和奚落与传统习惯或某种行为准则背道而驰的行为，相反，模仿作品是一种‘空白的模仿滑稽作品’或‘空洞的复制品’，它根本不知道存在一种可以跟其背道而驰的传统习惯或行为准则的可能性”③。模仿是空白的、空洞的，而戏仿则是有着“别有用心的动机”。 戏仿的滑稽感正来自于那种“在重复之中创生差异，在差异之中重复”。如果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重复(“太不像”)，就妨碍了意义的生成，如果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太像”)，就模糊了意义的指向。 正由于戏仿的滑稽感和讽刺性特征，一方面使得戏仿生成的文化具有了娱乐性质，另一方面使得它具有批判性。而我们常常看到娱乐，而没有看到批判。如果没有看到娱乐文化的批判性质时，就会发出这样的谴责：“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做一种娱乐。”④其实，批判性的娱乐文化很大一部分在于“戏仿”。如盛行于网上的对当代人事的史籍书写、词典撰写，对腐败官员的放纵生活进行“排行”，“旧瓶装新酒”式的旧歌新唱等，无不如是。 一提起“恶搞”，我们往往大皱眉头、痛心疾首，其实，除过不必大皱眉头的无意义的、纯粹游戏的“恶搞”外，甚至还有值得拍案叫绝、击节赞赏的“恶搞”。 借词典、史籍等形式进行戏拟性词条的“编撰”成为网友娱乐或者说批判的一大创举，这种“词条编撰”的娱乐性和批判性表现在网友们以一个未来的眼光回看当下的讽刺对象(人或事)，这一时空倒置的娱乐性和批判性显然是借重于我们有一个注重“史鉴”的文化传统(或流芳千古，如“留取丹心照汗青”；或遗臭万年，如“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百度百科中有关于中国特色的“城管”(“城市管理者”)的“释义”，网友们这样戏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