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0)04-109-07 一、记忆论与民俗学 近年来有关记忆研究日益活跃。其起因是，电脑的发明，产生了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模型，对人的研究也开始由关注外在的活动转到内部机理。随着认知科学、脑科学的进展，新的记忆的认识开始逐渐成型。过去把记忆仅仅当作盛信息的储藏室，而新的研究完全改变了这个看法。新的对记忆的理解是，记忆在形成过程中，被称为自传式的记忆，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经验，是在和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被唤起、生成的，记忆是一个带有可塑性的动态系统。①记忆的本质是可塑性，这个观点不但在大脑生理学领域，也在分析社会、政治现象时得到广泛运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记忆不是作为个人的现象，而是一种集团的现象而发挥作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这个集体记忆论重新受到瞩目，进而推动了共同体和记忆的关系，即社会记忆论的研究。这个倾向致力于把握技艺、技能的习得、即传承过程本身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有相通之处。讨论风景、景观、建筑等所谓空间的物象化的地理学，最近出现了向人文主义、现象学倾斜的动向，这个动向也可以作为记忆论的一个支派。而历史学更是积极地导入了记忆论。有关战争受害者的证言的可信度和正当性的讨论，促进了对历史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和口述史的再认识。这些动向一方面引起了历史修正主义论争，另一方面，还引发了诺拉(Pierre Nora)等提出了“记忆之场”等相关的追忆、纪念、彰显等共同记忆化(commemoration)的问题，以及强调其公共性的公共记忆论等。在此，历史和记忆的关系从多方面得到论述。进而发展到对叙述过去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什么，近代历史学的基础实证主义是什么等根本问题的再认识。② 而民俗学领域的情况又如何呢？近几年来，民俗学研究中冠以“记忆”一词的研究著作也频频出现，书籍如小松和彦的《记忆民俗社会》③，赤坂宪雄《别册东北学》的总特辑《迈向记忆之海》④，2002年出版的香月洋一郎《记忆与纪录》⑤一书对宫本常一式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些著作对民俗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是否仅仅是一种跟风式的行为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记忆、作为一种现象和方法，即使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和其关系最为密切的不是别的学科，而是民俗学。而且依靠记忆、从记忆中获得恩惠最多的，也是我们民俗学。 如果我们不使用民俗、传承、常民这些惯用的词汇给民俗学下个定义的话，它可以这样表述。民俗学就是不借助记录，而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访谈记录”的技法，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的学问。按照这个定义，对民俗来说，记忆成了最本质性的存在。但是，长期以来，记忆研究一直没有得到体系化。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从学术史来看，妨碍记忆研究在民俗学中展开的最大障碍是民俗学和历史学、文献记录的关系。 民俗学领域记忆唯一被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讨论的、是社会经济史家古岛敏雄的民俗学批判而引发的和记录相对比的讨论。古岛比较了在研究伊那的下层武士农民是如何成为地主的附属时，通过记忆和通过记录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通过记忆研究得出的下层武士制度的特点是，以红白喜事时向地主无偿提供劳务为双方关系的基本点。这种关系的产生虽然和租赁土地的分割有关，但是，文献记录中被忽略的赋役劳动的存在则是通过记忆的角度挖掘出来的。对此，古岛指出，人的记忆“是传承者的人生经验最为旺盛的时期由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加以整理、合理化的产物。(下线为引用者所加)不能简单地把他的记忆当作过去的事实。”⑥对此，民俗学家几乎没有人提出反驳，而且把这个意见当作“忠告”而接受。由此更是助长了民俗学界因记忆的不确定性而加以排斥的倾向。把记忆放在文字记录之下，不去“访谈记录”，而是使用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民俗学家逐渐增加。同时，通过在数量上的限定，对资料的科学化、精确性的探讨日益增加。比如要从三个访谈对象得到的材料中找到共同部分才能确定其为可靠的资料，经过三代传承的事象才能确定为“民俗”等。这种力图排除记忆的模糊、不确定性的努力，特别在1970年代的方法论讨论中，上述古岛对记忆的观点再一次得到重视。从地域和传承母体的关联性来把握民俗的地域民俗学开始兴起，则更促进了对民俗资料可靠性的追求。将生活中不易变化的事象当作“民俗”、或者“基层文化”，并把这些事象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倾向逐渐导致了甚至有人把民俗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补充历史中无文字记录的部分”、“丰富历史世界”。柳田国男曾说，“印刷使社会文化产生了惊人的变革”，其结果“具体个别的口耳相传的传承，和记录相对，其资料价值逐渐消失”⑦(下线为引用者所加)。对记忆作为证据的怀疑，柳田国男的这个论点在民俗学界也逐渐得到接受。 柳田去世以后的战后民俗学，致力于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即通过对民俗资料这个研究对象来确立民俗学的科学性。但是，民俗学并非是以民俗为对象就是民俗学⑧。把“民俗”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揭示民俗为目的，这种学术指向是将民俗认定为相对固定不变的地域传统，并试图揭示具体民俗事象的发生与起源，而对其发展变化并不关心。由此产生了仅仅使用文献的“民俗学”。古岛的批判，是针对这个现象的发生而起的。本来完全是针对民俗事象的发生而言，虽然他对民俗学的批判可以说并没有找对目标。但是，民俗学者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的意见和民俗学的上述变化有关。对民俗学来说有效的记忆，不适合于作为经济史学研究的资料，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倒不如说古岛批判中加了下线的部分，才是记忆的本质，也是民俗学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