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索后后现代城市的灵性与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1-0023-（11）

      “受伤的城市”与新自由主义下的城市危机

      美国一些城市研究的专家在进入21世纪时，曾关注到“受伤城市”的问题，在2000年4月，“伟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支持有关都市受伤（urban wounding）的研讨，并打算出版《受伤的城市，全球化中的破坏与重构》（Wounded Cities,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但纽约市严重受伤，随之引起的战争，如喀布尔、巴格达及被恐怖袭击的城市如马德里、伦敦、新德里等，亦纷纷受伤。这种研究就更为迫切。

      “受伤城市”的理念，不单来自表面的恐怖袭击，且是因大都会的发展，及全球化带来的外国冲击，形成原本处境的巨变，产生不公义及不公平的事件，使城市不同的群体，无法适应新转变。纽约城市大学学者艾德·殊舍（Ida Susser）与琼·斯科德（Jane Schneider）指出“受伤城市”的理念，是在城市研究中，提供一个分析城市内涵的架构，“从两个相反而又不可能化约的观点去将城市概念化。一方面视城市是一个政治全体，可以集体地受伤及回应这伤。另一方面城市是强大外力所交叉影响的地方，故此会加速城方群体的差异和冲突”。[1](P1)他们分析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全球性的大投资转眼改变城市的原本样貌，将很多原住在该处的劳工阶层赶离。商品化的发展又要雇用大批廉价劳工。这一切都涉及城市的全体政策，亦即城市社会学家大卫·哈威（David Harvey）所谓的全体政治（body politic），因着政策无法适应全球化新时代，超大城市无规划地发展；很多人民在此受苦，生活水平降低，罪案增加、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增加。

      自从20世纪末冷战结束，老布什总统宣布开始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美国作为西方列强之首领，要引导世界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体系，使全球走向一体化。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的开始。全球化带来城市文化的很多问题。

      大卫·哈威指出：“近期全世界城市超常地增长，无视于灾难、损失、无尊严及伤害。”“因着资本主义的形式，已成为过度活跃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地方。”[1](P25)这一转换过程使很多原居民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使整体受到不少伤害。

      更严重的问题涉及文化精神的衰败，城市使人和文化失去灵魂，著名灵修学者坎娜·里奇（Kenneth Leech）指出：“在腐烂的内城（inner city）区域的荒原，诉说着各种凄寂与绝望的阴郁故事，显示一个精神上的荒原也在诉说同样的内容。”[2](P1)

      里奇在牛津大学毕业，在伦敦东区与苏豪区多年在吸毒者中工作，他深切了解到，城市已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荒原”（Wasteland of spirit），他又引用科易斯特（Koester）的一个名词：“精神上的冰河期”（spiritual ice age）。

      这一切根源除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困境外，也来自西方后现代极端自由主义文化带来的恶果。后现代文化大师如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等，破除了科学作为评价一切文化的“元话语”（meta-narrative）地位，也否定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把人化为赤裸裸的个体，任何人都无本性、无沟通、无内涵，各自散立地存在。[3][4]因此后现代文化视一切存在均孤离独立而不相关，每一存在均不能超越其自身之外与其他存在沟通，只有多个存在各自散立的世界。最后形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Egoism）。

      当代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否定普遍价值，全盘陷入虚无与相对主义氛围中，拆毁一切价值，一切行为都不再需道德制约，只有法律制约，而立法权又操诸国家议会，议会议员又由个体人民选出，而个体人民又在道德中立的教育与文化下长大，视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于是产生奇异的社会现象，就是吸毒者追求其权利，而争取大麻合法化及政府派发毒品，妓女也争取公开卖淫的权利等。另一面，社会公义被减弱，如今较轻的罪犯用人权理由争取到不用坐牢，只在家中软禁，杀人如麻的罪犯，坐牢20年即可假释。强国如美国的对外关系，可以霸权为主，不以道德和公平为其考虑。

      后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以极端自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发展，引致精神文化与道德崩落的一个特色，是性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自1960年代放宽色情管制及使同性恋非刑事化，至1990年代，暴力罪案增加了560％，私生子多了400％，离婚率增加了4倍，青少年自杀率增加2倍以上，而这期间人口增幅不过是41％。[5]由此可见社会拆散道德以后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