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1—0061—04 一 中国近3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宏观来看，突出表现为城市化的进程，即现代城市的发展。关于城市发展的速度、水平和效果尽管有无数指标体系可供测量，但最终都要聚合成可以被普遍传达和把握的整体特征。这种整体特征就是聚合了形态、意义、想象和评价态度的文化形象，即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对城市文化的宏观研究或整体性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城市意象的研究。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也凝聚于城市意象的构建之中。可以说，城市意象是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突出表征。 把现代城市的未来想象为一种完美的乌托邦，这种城市意象大约是20世纪初的包豪斯和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城市建设思潮的产物。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而市场经济的环境依托就是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国城市的复兴和发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起初这个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城市建设似乎只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没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的意义凸现了出来，城市建设开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心，都市建设的理念也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 城市建设起初只是个地方行政问题。都市建设的理念因而也只是行政意图，主要表现为对城市规模的重视：城区面积、人口、高楼、GDP总量等数量的增长，似乎就是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就是行政的成功。这是一轮用大马路、大高楼、大酒店构建大都市的全国性竞赛，不仅大城市热心于此道，就连一些县城和镇子也竞相攀比，有的不久前才从农村征地扩建出的镇子就盖起了模仿美国国会大厦的宏伟建筑。 这种靠规模建设大都市的意图基本上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谈不上有什么理念。到了90年代，城市的竞争由规模转向了等级，即大量建设具有先进技术和较高文化含量的设施来提升城市的品位。从钢筋水泥化转向数码化，建大酒店的冲动转向了建大歌剧院。就在这个时期，许多城市，包括一些中等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就是城市等级的标尺。都市建设由冲动开始转向理念的引导，城市建设的目标由系统的指标体系表现了出来。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竞争理念没有几年就显现出了它的致命弱点：如果这个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很全面，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如果“因地制宜”地设计这个指标体系，那么一个地级城市就差不多可以立马宣布已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了。在城市竞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单靠量化的指标体系来建设大都市是技术理性的盲目性导致的空洞理念。90年代中期起，许多城市和省份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这个“文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城市建设理念的转换：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大都市，它的影响力不仅来自物质条件，而且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什么意思？或许许多城市建设规划的设计者和城市政府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往往主要关心一件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就是说，人们的城市建设理想的核心还是物质实力和利益方面，“文化××”中的“文化”只是个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不过就在这种文化工具论背后还是可以看出一种变化：城市建设需要“文化”提高影响力。这种非物质性的影响力表现形式就是城市意象。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都市的建设者开始大打“形象”牌——美化、亮化、高雅化、方便化、娱乐化……总之，“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就是制造出赏心悦目的都市形象。这样一来都市有了“文化”，不过只是贴在都市的表面给外人观赏用的。 总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理念虽然经历了无数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认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实现某种统一、完美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的城市意象引导了中国当代城市的基本发展思路。 二 完美的城市意象是通过城市规划表现出来的。中国当代城市的规划改造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恢复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城市建设的主旋律是国家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对城市进行整顿改造。那一时期的城市改造项目中留给人们记忆最深的是1950年北京“龙须沟”的改造和1960年上海棚户区“蕃瓜弄”的改造。以“蕃瓜弄”为例，这是当时上海人口密度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前4.45公顷的蕃瓜弄住着1964户居民，8771人居住在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搭成的棚户简屋之中，区内通道弯曲、路面高低不平，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1960年政府开始对蕃瓜弄棚户区进行清除、改造，蕃瓜弄里的“滚地龙”被一次性彻底拆除，建成了当时堪称典范的5层住宅工人新村。在早期的棚户区清理过程中，政府因为借助了一些带有“反城市化性质”的制度和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反城市化”是社会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政策的一种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通过相应的政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因此已知的历史便是，在一部分人敲锣打鼓搬进新区的同时，更多不具备市民身份的居民搬进的则是在一两公里外继续存在的条件更为恶劣的棚户区。1949年至1970年代末上海市住宅数据显示，30多年间，上海的棚户区虽然有局部的清除和改造，但总体规模并没有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从作家老舍的剧本《龙须沟》和当年新闻媒体描述的蕃瓜弄新貌来看，那一轮城市规划和改造的理想是完美的，但这种完美的意象却遮蔽了更为复杂的都市现实，就是许多市民的生存状况并没有从这种完美的改造中得到改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则开始普遍陷入一种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亢奋之中，为了实现“明天的城市”的完美乌托邦，原有的城市或被大拆大建、或被包装改造。城市意象被设计为言说高尚、完满、国际化的代名词。许多区、镇一级政府办公楼变成了可与美国白宫媲美的辉煌建筑，省级甚至地级的城市纷纷打造起了华丽高雅的大歌剧院，至于由几何形状的大片绿地和喷泉、碑坊、雕塑构成的气势恢弘的城市广场，更是几乎每个中等以上城市必不可少的形象工程。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为城市制造出一种合乎“国际大都市”理想的完美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