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1-0018-07 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考最初起源于在不同城市以及它们表达的价值种类之间的比较。古代雅典代表的是民主以及对人民(不包括奴隶和妇女)之庸常判断的信任,而斯巴达代表的则是拥有为城邦荣誉而战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公民-战士(以及相对来说强悍的妇女)的寡头政治的模式。不同的政治思想家从这些相互竞争的模式中选取立场并获得灵感以阐述他们自身的政治规则之理论。柏拉图或许赞许地倾向于斯巴达的模式,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或许可以证明,他对民主的规则持有更为平和的观点并且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优点。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城市——耶路撒冷——则对此世政治成功的关注表示怀疑。生命的终极目的在于投身于道德生活——这种道德生活被定义为崇拜神,而三个伟大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会声称耶路撒冷代表了宗教的价值。 大致在雅典城邦国家达到鼎盛的同时代,被称做“China”的国家分裂为若干敌对邦国,为了政治霸权而相互竞争。七个最重要的政权的国都是有城墙的城市,这些城市使中国此前的城市相形见绌:每个城市都拥有十万甚至更多的人口。这些城市为了对民人进行登记、征税和征兵的目的以官僚化的形式组织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形成了一种军事和政治风尚。例如,周朝国都洛阳就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带着不同的强国安民的理念在不同的国家间游历,而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正是从战国时代之城市理念的激荡中产生的。所有理论家都分享的理想是一个没有领土疆界的大一统的世界(这与早期希腊思想家主张小邦之优点相反),但他们在如何达到这一理想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形态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孔子和孟子这样的思想家试图说服统治者依照德性来统治,而以法家为名的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们宣扬通过严刑酷法来统治。法家在秦始皇治下取得了迅速的成功,但是接下来的汉代却逐步地采用了儒家的原则。接下来的两千多年的中同古代政治史,略微夸张一点儿说,可以被描述为法家和儒家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在现代世界,城市代表不同政治价值这一思想是否讲得通呢?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古代中国有城墙的城市相比,今天的城市是规模巨大的、多变的、多元的,说一个城市代表了这个或那个价值,是否显得古怪。但是仅仅考虑一下耶路撒冷和北京,还有比这两个城市之间差别更大的城市吗?这两个城市都以围绕一个核心建造的同心圆的方式构成,但是一个核心代表的是精神价值而另一个代表的则是政治权力(更不用说,北京在人口上是耶路撒冷的六倍)。显然,一些城市确实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并且赋予它们以优先性。我们可以将这些价值称为城市的“风尚”(ethos)或者“精神”(spirit)。风尚的定义是人民或者社区具有的独特精神以及情感的流行基调(《牛津英语词典》),在此我们把这个定义应用于城市。确切地说,我们把城市的风尚定义为居住于某城市的人们普遍认可的一系列价值和观点②。 城市以各种方式反映了并且塑造了其居民的价值和观点。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政治纪念碑经常标志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以及向死者致敬的不同方式。都市的蔓延式的扩展和交通的广度反映了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的不同程度的僭越,反映了不同的人口控制情况,以及国家计划对自由市场的僭越。妇女是否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说明了一些事情,同时也影响了性别关系的概念。邻里关系的恶化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相关,并影响着人们如何思考社会正义。社区和街区的构成既可以削弱也可以提高民主和公共参与。贫民区负面地反映了种族关系的状况。剧院、体育馆、咖啡馆和餐馆区与生活方式、享乐主义以及反对大众文化的社会精英等问题相关。为步行而建的城市相对于为汽车而建的城市鼓励并提高了关于可持续性的不同价值。写有不止一种语言的街道标志,表露了对多元文化和少数派权利的不同看法。医院的有无说明了对身体的关注程度。普通市民相互打交道的方式以及他们与外来者打交道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出租车司机谈话的主题甚至(尤其?)说明了一个城市的占主导地位的风尚。不论我们听到的是“全球化”还是“均质化”(homogenization),在这些方面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的差异都是巨大的。 现在,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城市规划、楼房和建筑对城市风尚和其居民反思生活的方式的塑造是有限的,但是确实存在像“耶路撒冷综合征”(Jerusalem syndrome)这种明显的案例,旅游观光者们看到城市街道和建筑的宗教象征时,被深深打动以至于他们相信他们变成了耶稣自身。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建筑经常有矮化个体的效果,从而使国家更容易让人民相信他们应该屈从于国家及其“伟大领袖”。也许,更积极地说,引起敬畏感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沙特尔(Chartres)大教堂,会强化对更崇高的存在者的信仰(拿破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座教堂让无神论者感觉很不自在。”)。泰姬陵(Tai Mahal)很容易感染人的情绪,它也许是世界上对爱的力量的最美的证明。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在毕尔巴鄂建造的恢弘壮观的纪念馆几乎一手将这个西班牙城市从一个衰落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旅游胜地。尽管独特建筑塑造价值观念的作用并非总是有效的——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建在科伦坡(Columbo)市郊的议会岛结合了僧伽罗(Sinhalese)、佛教和西方特征,并试图传达出理想的文化多元和包容的斯里兰卡之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风尚的更广泛的语境中,人们是能被他们的城市环境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