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哲学 学界正在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对象，它就在我们眼前，似乎伸手可及，而且也必须成为我们考察一切现象所由以出发的一个视点。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诸类后果之中，还有一个日益明晰下来的哲学后果：全球化将作为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对立的新的哲学概念。它是现代性，也是后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就是这二者，以及这二者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这一或许本应由哲学家来提炼的时代命题，现在却是由社会学家为我们暗示了出来的。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之末章，吉登斯概括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远不止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弥漫，其它文化由此而被摧毁；全球化不是一平衡发展的过程，它在粉碎，也在整合，它开启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其中‘他者’再一次地不存在了。……从其全球化之趋势看，能说现代性特别地就是西方的吗？不能。它不可能如此，因为我们在此所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兴形式与全球性意识。”① 吉登斯没有否认全球化的现代性方面，即将西方制度向全世界推广的帝国主义计划，但他更倾向于看到这一帝国主义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吉登斯不同，我们称此为全球化的“后现代性”维度，这也是他在别处所断言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失控的世界”②。 关于全球化之为“后现代性”，汤姆林森的激进立场可能令每一位严肃的学者瞠目结舌。他那本轰动一时的《文化帝国主义》（该书初版于1991年）专论，对于全球化之为“现代性”的观点，大有将其赶尽杀绝之势：“全球化之有别于帝国主义之处可以说在于它是一个远不那么前后一致的或在文化上被有意引导的过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在经济的与政治的涵义间游移不变，但它至少意指一个目标明确的计划：有意将一种社会制度从一个权力中心推向全球。而‘全球化’的意思则是说全球所有地区以一种远不那么目标明确的方式所发生的相互联结和相互依赖。它是作为经济和文化实践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些实践就其本身而言并无目的于全球整合，但它们还是生产出这样的结果。更关键的是，全球化的效果将削弱所有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一致性，包括那些经济大国，即前一时代的‘帝国主义列强’”③。但是，汤姆林森无法向我们稍微证明，且不论其后果如何，难道全球化是一个没有推动者的自然过程吗？若此，全球化除非与人无关。显然，汤姆林森的，错误是用“后果”否定“意图”，他似乎不知道“意图”是主观的，而“后果”则是客观的。全球化既然是由人来推动的，那么其“现代性”便不容否定。看来，还是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意味深长，它既肯定有人控制，又看见其于结果上的无法控制。 借用一个日语词（dochakuka），罗伯森将全球化描述为“球域化”（glocalize/globalization）④，即是说，全球化是“全球”与“地域”的双向互动，“其核心动力学包含了普遍的特殊化与特殊的普遍化这一双重的过程”⑤。罗伯森的全球化研究多从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入手，因而也更多地具有哲学的相关性。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既无法坚守地域性，也不能以全球性完全吞噬地域性，它们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问题，体现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物事之中。 更明确地说，社会学视野中的全球化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复杂关系的哲学图谱：现代性就是自笛卡儿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后现代性则是胡塞儿意识到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缺陷之后所提出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后来为哈贝马斯由此所发展的“交往理性”。不管是否采用“后现代性”一语，凡是对现代性主体哲学的批判，都可以视为一种超越了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意识。“后现代性”曾被一般人误认作一种虚无主义，包括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其实它不过是一种较为激进的胡塞尔主义，例如在德里达那儿，它提醒，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等等一切属人的东西是如何遮蔽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真实，它们应该被“悬置”起来，以进行“现象学还原”。因而，后现代性就是一种穿越了现代性迷雾的新的认识论和新的反思性。如果说“后现代性”由于过分投入对理性的批判而使人误以为它连理性所对应的真理一并抛弃，那么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则既坚持现代性的主体、理性、普遍、终极，但同时也将这一切置于与他者、身体、特殊、过程的质疑之中。或者反过来说，全球化既不简单地认同现代性，也不那么地肯定后现代性，而是站在它们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对抗之上，一个永不确定的链接之上。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不是“全球化”，都将无法正确认识全球化这个新的对象，以及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任何现象。 二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英国史，即使仅从威廉斯之发表《文化与社会》的1958年算起，也已经跨越整整半个世纪了。文化研究最初是一项英国国内的事业，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的文化政治问题，如大众媒介、流行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社会，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抵抗、链接一直是其关键词。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尽管他早年也不时有此讨论。检视莫利的话题史，80年代不出“全国”（受众）、“家庭”（电视），那么90年代就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这些显然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近些年，“全球文化”、“全球公民”、“全球公共空间”等等“叫词”（buzzwords），还有从美国响起的对“全球化文化研究”（globalizing Cultural Studies）的径直呼喊⑥，则更是将文化研究的全球性渲染得姹紫嫣红、春意盎然。《国际文化研究》的创刊（1998年），文化研究课程和系科在全世界的遍地开花，加之也多有以“国际文化研究”相标榜的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出现，这些终于从体制上将文化研究纳入了全球化语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