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脚步催促当代学人对现实状况与自身使命做出理解和判断。在最近三十年，美学文艺学作为学院学术，虽然在语言、形式和文化在复杂性的方面有较大的拓进，但由于未能及时对社会、生活、政治、美学和文化最基本层面的相互间关系以及它们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有效的厘清，所以不少问题流于时尚和热潮，更由于缺乏立足于现实和未来向度的思考，时代的焦点反而模糊了，历史意识淡化了，方向感也失落了。这确乎一个严重的问题。比如一些学者应和着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和消费化的维度，而忘却时代的整体格局、现实社会的基点和百年中国生活的诸多传统，鼓吹基于经验、实用和消费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生活美学”，这些适足反映出美学文艺学的时代困境和文化症候。不过，在笔者看来，如果作历史的和辩证的理解，相关议题如“生活论”也可能转化为思考文艺学的当代境遇、促进文艺学找到适应时代节奏和内在韵律的重要生长点。这里尝试在国内外先贤的基础上，探讨当代思想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即在几个基本的方面对“生活论”的因由给出一些初步的把握，并对“生活论”的内涵及其可能的空间和进路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1、现实地思考有无可能性？——从政治之维到文化问题 首先是“文化”的问题。如果从80、90年代甘阳译卡西尔《人论》引发国中对“文化”问题的关注算起，“文化”热已然20余年，其间发生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化研究”潮（主要是引介）、审美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等诸多研究热点。那么，为什么要提“文化”，而且从西方到中国，有这么多学者热衷于此？ 大抵说来，从“文化”角度切入现实思考的历史原因有数端。在西方，一方面，二战后的左翼政治斗争一度陷入低潮，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将革命的热情转入文化战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活力并未消退，其调整、延展和整合的能力反见加强甚至笼罩全球，这更加激发左翼学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痛加批判。从50年代到60年代，文化成为日渐为左翼学者注目而积极投入的领域，这以有意从左翼角度接续英国学界文化主义路线的威廉斯和霍加特为代表。70年代以来，这一脉络的学者又逐渐吸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兼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主义，推动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可以斯图加特·霍尔为代表。以上可说为初始性的大局和指标。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英美学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蔚为大观，获得很大发展，但同时也逐渐为当前政治和文化体制所化，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体制化而衍发庸俗化。 提“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回首看二战以来，人们从文化角度谈问题，其最大好处即在于可以避开直接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话语，而从文艺和审美等角度推进某种人文交往，进而促进某种文化事业——无论中外，自古以来，似乎文化的思路和实践就突出了某种群体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建设的特殊性。所谓文化，乃是通过“文”而达于“化”。中国古典威严而正统的讲法，如杜牧所云“圣云继之神，神乃用文治”，亦所谓“修文德”以治天下。在西方，文化既可指文学和艺术及其彼此关系的审美领域，又可如人类学那样偏指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而且常常被看作是以意图和价值等基础的、带有理想／唯心内涵的方法或途径。虽然不少含义是在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保留了它原来的关于修养、发展、开化的含义，有时与文明同义而又区别于文明，所以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之外的，具有某种积极的空间和可能性的领域。① 比如，雷蒙德·威廉斯在阐发“共同文化”的观念时强调： 共同文化的观念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形式，使自然成长的观念与扶持自然成长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如果只取前一种观念，是浪漫个人主义的典型；如果只取后一种观念，是集权主义训练的典型。但是在两者结合的整体观点中，则每一种观念都标志着一种必要的强调。……我们强调自然成长，是要指出整体的潜力，而不是为了指出支配模式能方便地征用的某些被选择出来的力量。但我们同时也强调社会现实，也就是对自然成长的扶持。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共同的，或是自由的，共同的重新选择。② 这段话其实是出于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秩序和苏联式集权统治的双重反拨，强调文化作用于群体而区别于直接的经济竞争或政治斗争而形成的特殊性。他申明，文化（culture）的根本端在于自然的成长，同时亦在于对自然的扶持；如同农业栽培（cultivate）一样：一方面在于农作物的自然的生长，另一方面又在于辛勤劳作而合于自然的扶持。“文化”扬弃了浪漫的唯心主义者如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们把文艺想象成类似宗教般的熏陶和拯救的文化主义，也超越了前苏联威权式的工具化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威廉斯这里，注重文化领域，推进共同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文化民主化和劳工阶级的团结，文化很可能是未来之所系。③ 大体而言，文化令人印象独特并且独具影响的地方，即在于它其实是通过人文艺术的各种符号形式及其现实的内容蕴意的传播、互动和交流，而达成人与人之间以至某种共同体内部的沟通、对话和仲裁，进而形成共识和团结。那么在中国，引入文化的角度乃至文化研究，是不是也有如此类似的用意和努力呢？不妨推断，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的美学文艺乃至其他相关人文学术，在总体上其实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而在体制改革内部，试图改变建国后的前30年代企图利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而推进文化建设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思路，如今可以想象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之不讲，改从主体心理（“人”）、客体形式（“文”）等角度切入共同体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大体可以说，在此间的80、90年代，由体制内的诸领域改革而共谋达成的文化策略即是：基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世界革命的风潮浪尖而过于紧张，且导致在60、70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教训，曷若在国家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采取一定程度的远离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紧绷和庸俗社会学的方式？更何况据说中华民族的传统即是好讲“文化”，喜欢从“思想是根本”这一文化途径入手“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即便在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激烈全盘反传统的时代亦是如此。④ “文化”（包括思想或“启蒙”）该派用场！这或许就是“文化”在80年代逐渐出场，而目下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畅谈文化的因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