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术语和学科的生成发展 陈国民（美国罗德岛大学）/《学术研究》，2010.11.141～148 核心术语或概念是一个学科成立的基础。从历史文化语义学角度，对术语的生成、发展、与变迁所做的历史考察，必须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落实：历史线索、个案研究、以及核心人物。 跨文化传播学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出现。“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乃是在“传播” 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文化”作为其发生的脉络或情境；“跨” 则意味着传播发生在至少是两者之间。结合起来看，“跨文化传播” 也就是指发生与来自两个文化之间人们互动的过程。由于“文化” 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术语， 跨文化传播学的生成， 无疑受到人类学的重大影响。Edward T.Hall 提出“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落实到高等教育的正式编制，则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在1966 年首先完成。随着传播学于20 世纪50 与80 年代分别在港台与中国大陆的传入，跨文化传播学的中文教科书首次由汪琪于1982 年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到了1995 年，第一本跨文化传播学的书才由关世杰在北京出版。比起其他传统的术语与学科，“跨文化传播” 这个概念，与这个概念引导出来的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出现，时间很短，仅仅只有半个世纪。不过，由于传播与交通科技的高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自远古人类就开始在不同社会局部性地从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 在20 世纪之后， 突然因人类社会的广大需求而猛烈地发展起来。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乱象分析 范玉刚（中央党校）/《中国文化研究》，2010.4.166～173 文化遗产当前的乱象既有观念问题，也有现实操作问题。理念上对为什么要保护缺乏深刻理解，往往在保护中专注单项意义，尤其是凸显文化价值而忽略多维意义。实践上，存在下列乱象：学术研究乱象、市场乱象、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流变性关系失察乱象。 文化遗产保护乱象的滋生，除了认识不到位，保护意识薄弱，认为保护比新建麻烦、花费多，政绩不明显；立法滞后，法规不健全等原因外，最主要原因是遭遇当前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挑战。 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明确两个主体：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明晰各自的定位和职能。只有明确职责定位，才能明晰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公益性原则：文化遗产承载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现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效益原则：文化遗产作为多维价值的载体，在保护和开发中要充分发挥社会效益、综合效益、兼顾经济效益。整体性原则：在保护理念上，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强调文化遗产主体，还要把保护范围延伸至外部环境，甚至强调保护并延续历史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交流原则：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古老文明与当代文明，以及与未来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包括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活态化”原则：文化遗产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的历史记忆符号，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在保护中通过某种价值导向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文化认同。 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向度 陆扬（复旦大学）/《中国图书评论》，2010.11.68～71 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传统社会学的文化理论。早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很大相似处，均以某一特定社团的全部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但人类学更多关注原始风俗，社会学家则关心当代生活。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社会学开始兴起，很快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分支。甚至及至今日，不乏有人误解文化研究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学只是做了文化转向。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意味着：一、它承认当代社会中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二、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性别、种族、科学和国家研究，必须与文化携手，方得建树其学术地位；三、主体和社会行为一方面有必要作结构分析，同时又不失其理论内涵；四，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是一个开放的边界，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将被大量吸收进来，充实社会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当然，文化研究不是社会学。文化研究作为后起之秀，对社会学构成挑战，社会学开放它的固有边界，接纳文化研究，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