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儒林傳序》：“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諸禮。”什麽是經學？經學是指儒家學者注解儒家經典的學問。經學之爲經學，包含著三個要素，即經學的主體、客體和內容。經學的主體是儒家學者，儒家學者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去注解經典，方屬於經學。儒家以外的學者，也有注解經典、翻譯經典、研究經典的，但不屬於經學。經學的客體，或者說經學的對象，是儒家的經典。儒家經典的範圍在歷史上有變化，經學的客體或經學的對象也自然發生變化。經學的內容是注解儒家經典，包括文字上的注疏和義理上的闡釋，所以經學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注解經典的學術活動。 時至近代，在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①背景下，傳統科舉制度解體，新式學校成立，傳統知識體系讓位於以西方知識體系爲標準的現代知識體系。在“六經皆哲學”(王國維)的觀念下，“進口”的哲學把“國產”的經學從知識體系和教育體制中驅逐了出去。隨後，在引入西方理論作爲政治意識形態的背景下，經學已失去了作爲立國“大經大法”②的功能，既不被“祖述”，也不被“憲章”，經學存在的意義也喪失了。故而在學術上，可以直言不諱地宣稱：“經學已經死亡！”③的確，傳統意義上的經學已不復存在。經學的三要素中，首先是作爲經學的主體，就已不復存在。現代學科體制中的學者，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即使仍然把這種研究稱爲“經學”④，像《辭海》所解釋的，“把儒家經典作爲研究對象的學問，內容包括哲學、史學、語言文字學等”，但和傳統意義上的經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目前，經學研究在中國大陸逐漸受到關注，數套“中國經學史”的編撰比較引人注目。李澤厚《論語今讀》、蔣慶《公羊學引論》、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等“我注六經，六經注我”式的作品，雖然很有争議，但也引出“新經學”的話題。也有學者將“新經學”用於對經學復興的一種未來期待。⑤總體上，傳統和現代意義上的經學，都出現復興的趨勢。筆者在人大國學院工作期間，也曾建議成立“經學研究所”，以組織經學研究。經學所後來成立，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希望能够多出成果，推動經學研究。 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下，經學研究在理論層面，包含著豐富的理論問題，適時研討經學研究的理論問題，是很有意義的。下面僅從中國哲學學科的角度，介入經學領域，討論幾個理論問題。 一、復興經學的意義 學術研究本來不必非要體現什麽意義，一切依賴研究者的興趣。對什麽有興趣就研究什麽，事事都問有什麽意義，難免急功近利。可在當前學術和社會背景下，不給出復興經學的意義，就不免會遇到阻礙。一方面有些學者反對開展經學研究，把經學視作爲封建專制服務的意識形態工具，認爲對現實没有什麽積極意義，也没有什麽學術價值和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支持經學的聲音中，也有對復興經學的不同期待，相互之間也存在著争執和排斥。爲什麽要復興經學研究，在當前倒成了一個有意義的學術話題。 經學是一個複雜的學問體系，經學研究工作有著不同取向，復興的意義，很難籠統地去談，有必要根據經學研究工作的取向，分門别類地加以說明。經學，是一個知識體系，是關於儒家經典的知識大全。要想弄清楚經學這一知識體系，就有必要研究經學的歷史。經學研究的基礎工作，在學科對應上，屬於“經學歷史”或“經學史”，對歷史學科而言，經學史屬於學術史的一個分支，對國學學科而言，是國學的一個分支。經學歷史研究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整理國故”。“國故”之所以仍需要“整理”，理由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國故”本身發生了變化，二是對於“國故”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馬王堆帛書、郭店竹簡、上博簡、清華簡，都直接和儒經相關⑥，出土文獻使經學的材料有了新的增加。從“古史辨學派”的“疑古”到“走出疑古時代”⑦，對於“國故”需要重新加以認識和整理，重寫經學史也自然很有必要。正如饒宗頤先生所說：“‘經學’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創辟性的文化事業，不僅局限文字上的校勘解釋工作，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經學的材料、經書構成的古代著作成員，重新做一次總檢討。”⑧ 經學研究的另一重要內容是經學思想。可以從經學史的角度研究經學思想，形成經學思想史，成爲經學史的一個部份或一個分支。徐復觀在講《西漢的經學思想》時就談到經學更研究闡發經學思想的意義：“《史》、《漢》之《儒林傳》衹能看出經學的傳承，不能看出經學的意義。若經學無意義，則其傳承也無意義。經學的文字是客觀的存在，但由文字所藴涵的意義則則須由人加以發現，而不是純客觀的固定的存在。發見常因人因時代而不同，所以經學意義的本身，即是一種進動的歷史產物，對它必須作‘史的把握’，纔可接觸到它在歷史脉博中的真生命。中國過去涉及經學史時，衹言人的傳承，而不言傳承者對經學所把握的意義，這便隨經學的空洞化而經學史亦因之空洞化，更由經學史的空洞化，又使經學成爲缺乏生命的化石，由此一代表古代文化大傳統，在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失墜，乃必然之事。即使不考慮到古代傳統的復活問題，爲了經學史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須把時代各人物所瞭解的經學的意義，作鄭重的申述。這裏把它稱爲‘經學思想’。此是今後治經學史的人應當努力的大方嚮，我在此作一嘗試。”⑨徐復觀的評論適用於漢代關於經學史的記述，這或許和漢代儒家學者重師承而不重義理的學風有關，若是宋明時代的經學，則此批評未必適用。但這一大段文字對研究“經學思想”意義的說明，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經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功用，就在於說明歸納注解經典的學術活動以及由此而發生的思想的演變，經典及經學與當下生活的意義關聯，也就關聯在這些思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