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10)02-0027-18 一、改革开放关键阶段的中国城市命运 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相一致，中国城市发展也开始面临最艰巨的考验和选择。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与超常规发展直接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城市化过度”，人口密集、交通拥挤、房价飙升、卫生与教育资源紧缺、就业与发展机遇竞争加剧以及都市精神生态的恶化，使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甚至是困境，而当下城市中频繁发生的各种突发性、极端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看做是预示着未来更大动荡的“青萍之末”。另一方面，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扩张与向纵深化推进，[1]同时，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据估计至少还要持续35年左右，[2]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因而中国城市的发展质量与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3]此外，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不利影响，因而可以断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艰巨的挑战，其命运充满变数并难有喘息之机。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或危急关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已经或即将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甚至还可以说它们早点暴露出来未尝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些摧折、苦难与动荡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处境；与之相比，最重要的毋宁是如何为中国城市发展找到科学的发展观与理性的参照系。正如荀子所说：“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议兵篇》)只要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完全有可能在多方艰难中开辟出城市发展的新境界。在我们看来，这种寻找与探索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由于西方城市发展在前，这既具体表现在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也浓缩在西方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因而认真研究西方在这两方面的得失成败，是选择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重要参照系；其次，中国城市当然有其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除了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创造的十分繁华的古代都市，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新中国，无疑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母体，因而在经历了60余年的曲折探索与开拓发展之后，中国城市也积累了重要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思维与现实经验，对此及时地予以归纳与总结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一个基础或基本构架；再次，“文须有益于天下”，以当代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为背景，借助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资源，立足于新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正确认识其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战略模式，切实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与创新，为最终探索一条又快又好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性积累，并为同样陷入巨大现实困境的世界城市提供一些积极的启示，是我们研究新中国城市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发展战略的主要目的。 二、西方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当代阐释 英国诗人库柏有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是很有见解的。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都比较简单的农业社会相比，集聚着大量财富与人口、复杂的社会与权力体系、多元的感性欲望与需要的城市，已不可能仅仅依赖上帝设置的“自然律”自发地演化和发展，而主要依赖于当代人更高级、更复杂的有意识地规划、设计与建设。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由于整个社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古代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城市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快，正可以归结为人类理性智慧与力量的解放与强势扩张。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作为其当代形态的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是人类有史以来范围最广阔——涉及全球、形态最复杂——包括所有城市及广大农业地区、影响最深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态的社会发展形式。对于像中国这样农业人口众多、工业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更需要悉心研究与正确认识这一当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唯此才能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实现科学发展。就此而言，西方城市社会学有关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无疑有许多值得中国城市借鉴和吸取的宝贵智慧与经验。由于城市化进程启动得早、发展得充分，西方城市社会学在知识谱系上也相当杂多，不同学者与流派差别较大，但从深层结构上讲，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即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和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文化艺术论”。对它们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参照。 一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迄今为止，人们把‘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现象，即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4]人口论是城市化最基本的研究与测评方法，至今仍十分重要并广泛使用，如我们常用的城市化率或城市化水平就据此而来。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最直观的表象与最重要的特征。对此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根据人口集中程度来定义的城市化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剧烈的城市化最终会产生出一个城市社会，使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市中心或其周边地区。……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已成为大规模人口聚居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它表现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组织起来，以控制、利用和享受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商品和服务。”[5]在当今世界，人口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如农村的空心化，如居住密度增加、竞争加剧、就业困难、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区服务功能下降等。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对这个已使用多年的概念还可以做些补充，一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乡镇升格为城市、大城市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决定下，一个原本荒凉、漠漠、无闻的农业地区，有时可以像影视明星一样被迅速地包装与制造出来，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农村直接地、迅速地演化为大城市的“中心地”或国际化大都市。[6]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即在时间上的“飞跃性”与在空间上的“测不准原理”。二是人口的都市化现象。这与都市化进程本身的性质与功能直接相关。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有很大不同，其浅表特征是“量变”，如城市人口的剧增，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大等；深层的“质变”则在于，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地集聚，其在人口迁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集中于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使这些大城市的‘首位率’迅速飙升，并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而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7]。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仍有数量巨大的农业人口需要完成自身的城市化或都市化进程，所以“人口论”对我们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