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必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主流文化，青年一代的文化以其青春性、多变性和挑战性的特性有别于位居社会主体的成人文化；而相对于基本认同主流价值的青年文化，青年亚文化则具有非主流、边缘性的“亚”文化或“次”文化特征。事实上，青年亚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青春文化现象，就其实质而言，它所反映的是成人世界与青春世界，父辈一代与子辈一代之间那种永恒的矛盾和张力关系。尽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这对关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譬如，反抗、冲突、偏离、协商、另类等等，但是，它所呈现的那种青春期的迷惘、矛盾、寻觅、冲动以及身份认同的困扰始终是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宿命，无论社会的意识形态如何整一和强大，这类青年亚文化或多或少总会以某些方式表现出来。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诸如“五四”青年文化运动、“一·二九”风暴，甚至“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都在一定程度和某个侧面显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症候，但就整体而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青年文化更多的还是以认同和追随主流文化、成人文化的方式出现，那种典型的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并不突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青年亚文化出现了巨大变化，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亚文化从备受压制到浮出地表，在传统的媒介语境中以多种个性化的另类方式呈现和发展，并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宽容，这主要是受益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青年亚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突飞猛进的技术全球化对青年日常生活渗透的必然结果。如今，80年代形成的第一波青年亚文化族群/类型已成为记忆，而新媒介支持下的今日的青年亚文化已拉开序幕。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对当今青年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力度还是广度上，都已远远超出了媒介技术的层面，进而关涉到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特质的变异及其走向。 从文化赖以生存的媒介和技术环境方面看，当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渗透，开始明显地导致今日中国的整体文化在向着开放、民主和多元的方向转变，同时整体文化的存在形态也在向着“数字化生存”转变。新媒介不仅为传统文化类型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类型，其中，青年亚文化是最为突出的景观。当各种各样的“客”，例如博客、播客、闪客、换客等轮番上演，当各种“社区”、“论坛”喧闹于网上，当IM(即时通信工具)、SNS(社交网络服务)、微博客倍受青睐，当网上购物成为风潮，当“搜索”、“自拍”、“黑客”等等所有这些网络技术实践成为青年亚文化习以为常的社会参与及其表达方式时，青年群体正在参与演绎和展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虚拟现实”。可以说，网络媒介的前所未有的开放式、无边界、多媒介的物理空间和相对平等、自由、开放的精神空间为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分化和亚文化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如今，新媒介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生长和扩张、成为新型青年亚文化传播以及亚青年群体寻找志同道合的文化族群和部落的文化场域。 网络媒介的全面覆盖、低廉成本及便捷使用，使中国大量青年群体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其牢固地绑定在一起，成为了他们的“亲密伙伴”，甚至发展到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一项由美国互联网公司IAC(Inter Active Corp)和智威汤逊(JWT)广告公司合作用双语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与美国青年相比较，中国青年更依赖数字技术，有80％的中国青年认为数字技术是自己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42％的人觉得自己“上网成瘾”，而美国青年中持这种想法的人则分别为68％和18％。与此同时，该调查还发现，网络在中国青年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77％的受访者说，他们通过网络交友，54％的人表示他们曾经通过网络即时信息进行约会，63％的人认为两个人即使永不见面也可能在网络上建立起真实的关系，而在美国青年人中，相信这一点的只占21％①。可见，这一新的媒介语境及生存方式，的确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青年亚文化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舞台。中国青年亚文化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地下活动”和改革之初的“地表活动”之后，终于被媒介技术的推手带入了“无限活动”的新阶段。当下，青年亚文化作为被互联网率先激活的另类文化类型，已全方位地借助新媒介启动了自身的全面的文化转向，并且情不自禁地成为文化与技术深度联姻的实验产品。 从青年亚文化自身的交流系统来看，一方面，新媒介正在历史性地改写着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构成要素的技术重组和创建，催生了新型的表达方式。 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传统青年亚文化理论基本上是先验地预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依存的双重特性。譬如，科恩(Phil Cohen)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子弟的研究揭示，青年亚文化对工人阶级母体文化表现出表面的拒绝或反抗，却又有内在的依存和继承。威利斯(Paul Willis)对嬉皮士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结构性对立关系”。克拉克(John Clarke)依据对特迪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亚文化作为一种非官方的文化形式，拼贴所产生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就必然处于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地位”②。诸如此类的“抵抗”和“依存”诞生于前互联网时代，是现实世界中青年亚文化的一般特点，而新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它们往往更长于表征似乎完全属于自我化或虚拟化的感性世界，不是公然地“抵抗”现实间存在的成人文化形态，更不愿意与父辈或权威文化发生正面的“冲突”；它们不仅抹去了横亘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森严界限，隔断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人文关注，而且还经常颠倒真实与虚拟的逻辑关系，将真实虚拟化，虚拟真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