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思考是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切入的，他认为，马克思等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不健全，不适于对消费社会的存在本质的揭示，必须引进符号政治经济学。他自认为，他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并借鉴了索绪尔语言学，构建了自己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关于社会与文化的符号学理论。由《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拓性探索，中经《生产之境》与传统哲学告别，借鉴当代法国文化的符号的精神分析等理论思潮，到《象征交换与死亡》时已经幻化成熟。波德里亚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性社会模式已消失，现代性理论也已解构，一种新的社会境况和理论已取而代之。70年代末以后，波德里亚很快放弃了先前对社会进行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理论创造的鼎盛期，他声称自己的理论是“20世纪后现代性二次革命的一部分”①。他的理论框架由最著名的三个范畴构成，即仿真、内爆及超现实，它们被称为波德里亚后现代理论中“神圣的三位一体”②。正是这样的辉煌使他声名大震，并进入后现代理论大师的行列。 波德里亚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有着彻底的脱离和断裂，存在着“客体的决定性突变和环境的决定性突变”。后现代是一个仿真时代，它是由模型、符码等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他认为模型和符码成了社会经验的首要决定因素，其本身拥有生命并主宰社会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通向一个不再以真实和真理为经纬的空间时，所有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于是仿真的时代开始了。……这已不是模仿或重复的问题，甚至不是戏仿的问题，而是用关于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③“冷酷的数码世界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仿真原则战胜了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④ 在波德里亚看来，仿真不再是对某个实体和某种指涉物的模拟，它根本无需原物和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即一种“超真实”：“现在是用模型生成一种没有本源或现实的真实：超真实。”⑤他认为，超真实是一种以模型代真实的状态，随着超真实充斥世界，仿真开始构造现实本身，“超真实代表的是一个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甚至真实与想象的矛盾也在这里消失了。非现实不再是梦想或幻觉的非现实，不再是彼岸或此岸的非现实，而是真实与自身的奇妙相似性的非现实”⑥。 总体说来，波德里亚的大众文化研究最主要贡献在于，它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大众文化宰制的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有独创性的研究，从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众文化及后现代社会的本质：社会已消解或“内爆”为一些大众，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已消失，社会由巨大的、无差别的大众构成，而大众生活在由符号和影像主宰的仿真时代，超现实代替了真正的真实而成为真实所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由大众媒介所操控的，因为大众传媒已成为把持和传播社会文化的霸权。 在波德里亚所谓的由仿真与超现实、传媒与信息等共同构筑的后现代社会里，大众媒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大众传媒的作用与影响给予着重的关注和考察，是波德里亚后现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当代大众媒介所复制和传播的影像世界已构成一种“超现实”，而且由媒介所制造的“超现实”要比“现实”更真实，因为“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的，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所以“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死亡的讽喻”⑦。世界只有无限繁衍没有本源和真实意义的拟象，即媒体所塑造的形象，这是形象的形象、复制品的复制品，终极之物已经消失，现在是模型生成我们。波德里亚以电视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电视作为最出色的大众媒介，制造了大量的符号和代码；在电视媒介中，非真实被制作成真实，被交流的是一套没有意义的意义，即被交流的是对交流的模仿，它比现实还要真实。“如今，现实本身正是超现实的。……如今，整个日常生活的现实——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并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模拟维度。我们已处处生活在现实的一种‘审美’幻想之中。”⑧大众传媒对真实的僭越和对超现实的型塑，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强化了大众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它使大众沉迷其中，难以自拔。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如今，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工具，使现实(the real)与真实(the true)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truth)全都失去稳定性……我们沉迷于媒介，失去它们便难以为继……这一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渴求文化、交流和信息，而是由于媒介的操作颠倒真伪、摧毁意义。”⑨在波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亦即社会学意义上的大众，他们实际上是由大众传媒所造就的，由于大众媒介制造的超现实遮蔽或取代了现实与真实，它从外部将其所制造的意识强加于大众，所以在它的操纵和模塑下，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趋向一体化、同质化。大众媒介对大众的意识也形成了一种主宰和霸权，成为塑造大众日常生活和思维观念的权力话语所在。对此，波德里亚指出，“事实上，主宰整个指称过程的是媒体，亦即编辑、剪辑、质疑、诱惑以及媒体规则等方式”。他认为传媒的作用不仅在日常生活层面，它的主宰作用还由日常生活传导到政治领域，因为在“仿真”时代，所谓的“公众意见”也只不过是编辑、剪辑和操纵的结果⑩。 波德里亚甚至将大众传媒视为“诲淫诲盗”的工具，认为传媒是淫秽的、透明的，“我们生活中最为亲密的过程可说是媒介的取之不竭的素材来源”(11)，大众传媒将私人空间的一切角落都“曝光”，即外在化、公众化，从而使内在性、主体性、私密性在传媒时代不再成为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在一个仿真的超现实的世界，真实与影像、正确与错误都变得混淆不清、模糊一片了，正如一位文化理论家所批判的：“在一个完全本末倒置的世界上，正确只是错误的一次运动。”(12)因此，波德里亚将大众传媒时代称为“污秽”而又“苍白的”、冷酷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