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10)03-0013-07 随着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本土学术场自我更新的迫切需求，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学院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立场也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众口一词的全盘否定[1]演变为当下的众说纷纭和褒贬参半。诚然，如陶东风教授所呼吁的，我们现在需要“从抽象空洞的审美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批评，迈向具体而务实的社会历史批评”，用立足于本土的“大众娱乐文化政治批评新范式”取代“以‘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为代表”的“审美—道德主义”批判范式。[2]但在建构新的批判范式之前，我们有必要直面困扰本土文化研究的一些老问题，如文化研究的阶级属性、文化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为了打通这些“死穴”，本文将重返伯明翰学派的核心概念“接合”，阐发其对于本土文化研究的借鉴价值。正如陆扬教授所言：“本土化并不是唯一的路径，恰恰相反，文化研究的西方理论，特别是伯明翰传统的充分引进和消化，依然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3] 一、接合：一个概念的谱系 美国传播学者斯莱克(Jennifer Daryl Slack)称接合(articulation)：“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成性的(generative)概念之一。它对于理解文化理论家如何构想世界、分析世界和参与塑造世界至关重要。”[4]112在汉语言中，“接合”也可能是一个译法最多的文化研究术语，存在着“接合”、“链接”、“连接”、“串联”、“阐述”、“阐明”、“陈述”等多种翻译。转译的混乱严重损害了这一重要概念在本土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效力。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Stuart Hall)曾对“接合”一词的含义做过如下的经典描述： 在英格兰，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是发声(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 forth)、发音清晰(to be articulate)的意思；它带有用语言交流(language-ing)、表达(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但是，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并不是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要通过一个特定的、可拆解的连接装置。因此接合是一种关联(connection)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元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连接，但并非总是必然的、决定性的、绝对的和本质的。你得要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或锻造出一种关联？所以，一种话语的所谓“统一性”(unity)其实就是不同的、独特的元素的接合，由于这些元素并没有必然的“归属”(belongingness)，它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5]141 显然，“articulate”也是一个类似德里达的“différance”那样的双关语，我们无法在汉语中为之找到合适的对应词。目前的每一种译法都只能涵盖它的一个语义层面。这里暂且不讨论是否需要为“articulate”新造一个中文对应词，我们先看看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提出和使用的。 霍尔的接合观念主要是受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的启发。霍尔认为，拉克劳在该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意识形态元素的政治意涵没有必然的归属，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不同实践之间的偶发的、非必然性的关联，如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联，意识形态内部不同元素之间的关联，组成一个社会运动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比如，宗教在历史上虽然总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捆绑在一起，但宗教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超历史的归属”。宗教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都取决于它在社会形塑中的位置，以及与之接合的其他元素。宗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被改造和重塑的。正因为如此，宗教的角色才“极其多样化”，并能为一些地区的社会运动增添新的活力。[5]142-143 拉克劳本人也曾以民族主义为例来解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他认为，如果孤立地看，民族主义话语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我们无法断定它是属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抑或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接合。民族主义既可以和维护传统等级秩序的封建主义纲领相连接，也可以和向封建特权宣战的资产阶级纲领相连接，它甚至还可以和谴责资本家背叛了民族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话语相连接。这三种具体的民族主义虽然分享了某些共同的意义内核，但不同的接合方式使它们拥有了不同的存在形式。[6]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元素在相互作用中建构出来的。某种中性的意识形态因素最终被接合到何种意识形态话语，完全取决于领导权(hegemony)的斗争。[7] 事实上，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早就暗含了接合的思想。领导权指的是主导阶级不单统治社会，还通过实施“道德和智识的领导权”来引导社会。[8]103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获取领导权的方式不是通过彻底消灭工人阶级文化，而是通过把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做了对接。工人阶级文化的政治属性当然会在这个接合的过程中发生改变。同样地，资产阶级文化由于吸纳了工人阶级文化，也会变成一个源自不同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元素的大杂烩。[9]220因此，“领导权总是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协商’的结果”，既包括自下而上的抵抗，也包括自上而下的收编。当然，这种协商和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当“道德和智识的领导权”不足以确保统治权威的延续时，军队、警察、监狱等压迫性国家机器就会介入，用强制性权力来取代领导权。[8]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