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哲学博士。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使其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 2006年入选《凤凰生活》杂志推荐的“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代表性著作：《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乌托邦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信仰危机 记者观察：朱老师你好，你近来关于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的相关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触动了社会的神经，有人称之为“中国最犀利的反思”。想请你先谈一下，中国的信仰危机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朱大可：准确地说，信仰危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邓丽君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这就是乌托邦反思。它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他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年到1986年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在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信念危机 记者观察：按你所说，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仰危机其实还未对整个国人的信仰构成太大的冲击，传统的信仰即你所说的乌托邦信仰仍然占据社会主流。但我注意到，你在说到上世纪80年代时用的是“信仰危机”，而在表述上世纪90年代时用的却是“信念危机”？ 朱大可：是的，是信念危机。信仰指涉了宗教层面，而信念则仅仅指涉一些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像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之类普遍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民族、国家信念。 1989年前后，整个知识界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3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那个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学术集林》等蜂拥而至，加上原有的《读书》，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