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惊怵文学”中的中国崛起 马丁·雅克先生对标题有着格外的敏感，《当中国统治世界》在瞬间就能抓住人的眼球，产生轰动全球的效应。副标题也很抢眼，几个月后推出美国版时，他将“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改成了“西方的没落和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这样更能刺激超级大国的神经，也符合修辞习惯。 《当中国统治世界》出版后自是评论如潮。众多评家中，长期主编《新左翼评论》的佩里·安德森点到了要害。他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视角出发，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做了简明的勾勒。从马可·波罗到“红色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狂热与恐惧两极间交替变奏。在这一漫长的传统中，安德森认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名属于“惊怵文学”，其作用无非是为了促销。这只是指书名，而书的内容则归属“狂热”类。按照这一定位，安德森顺理成章地将《当中国统治世界》视为“大众读物”。 安德森这么说是有失公允的。雅克这本大书从构思到出版用了十年。他为本书的写作做足了功课，包括在中国的多次访学调查。本书甚至在编辑出版体例上也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规规矩矩地编排文献、提供注解。雅克这种入世派知识分子，对学院派操弄的各种新版理论未必感兴趣。所以，站在安德森的角度看，《当中国统治世界》可以说缺少(新左的)理论深度。至于算不算学术著作，那得看用的是什么标准了。 按照安德森的看法，《当中国统治世界》主要说了两件事。第一是靠已知与预测的数字进行的推导，讲的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当中国经济规模大到足以“统治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史就得改写了。他引用雅克书中借基督教纪年玩的文字游戏，简称“前中国”和“后中国”时代(BC and AC:Before China and After China)。他认为对有一些经济常识的人讲，雅克的数字堆积没有太多新意。 《当中国统治世界》要讲的第二件事，就是中国的差异。西方有关中国的形象与观念中，差异是一个古老而无所不包的符号，是西方想象中国的原始动机和归宿，说了等于没说。所以，雅克必须在现有的想象资源中寻找最有用也最具含金量的意义符号，然后提炼出未来中国的形象。中国的原型差异首先表现为，她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这是从量的角度讲，与经济规模的陈述一致。从质的内涵讲，如果有那么一种力量能够维系如此庞大的文明—国家，而且如此之长久，找来找去就只能是儒家学说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整套权力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教化机制和身份认同。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国，失之于儒家，现在要崛起又得靠儒家，而将来要“统治世界”更得靠儒家。历史虽不可重复，但中国的历史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革命之后，在与世界接轨的当下，甚至在遥遥可见的“统治世界”的未来，却仍然还得在儒家的河床里翻滚。 安德森自己也认为用学院派的专家标准来评价本书有欠公允。不过，即使按雅克这本“大众读物”自身的逻辑判断，其中心命题也无法自圆其说。当中国统治世界时，建立在儒家等级制基础上的这个超级大国及其国民，如何才能给世界带来平等和民主呢？那么，雅克这部集“惊怵”与“狂热”的大书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可以把《当中国统治世界》置于近期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崛起”的话语中进行意识形态梳理。进一步讲，“威胁论”与“崛起论”在观念史上同源互补，前者现已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所以，对“中国崛起论”的讨论，其分析对象首先是西方，而不是中国；是西方在构建中国形象时的自我镜像，因而别把镜子里的那个“中国”太当真。 二、宗教、文化、文明的三点式皇帝新衣 《当中国统治世界》提出了多种现代化路径和多重现代性的可能，虽不是雅克的发明，但却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课题。令人遗憾的是，作者以一大堆数字和选择性的观察访谈为出发点，然后纵身一跃，挺进了一个近乎创世神话般的文化决定论。他借用白鲁恂(Lucian Pye)的说法，首先将中国的外部时空差异界定为“文明—国家”，再以儒家文化规定这个文明的内涵，继而引出全球华人的华夏中心观与种族和文化优越感，最后推演出中国崛起对全球的挑战本质上是“文化”，其冲击首要表现为一个以异质观念—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文化是雅克观察解释世界的工具，又是这个世界的内容；它决定了这个文明—国家的历史，展示了她的未来；它奠定了制度根基，规范了国民自古至今的身份认同与行为操守。 白鲁恂的文明—国家说是有具体所指的。这里不妨将他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加注重译为：“中国是一个貌似(现代)国家的文明(体系)。”白鲁恂的意思是说，欧洲本是一个文明体系，后来分离为众多国家。相比之下，中国虽也经历了不少朝代更迭，甚至国土分裂，但最终还是统一于中华文明体系。所以，他认为将欧洲的现代国族体系套用到中国身上，显然是不适用的。文明—国家的说法也许本属常识，但是白鲁恂担心他的西方读者没有这层意识，所以用来解释某种差异也说得通。只是一旦打开了“文明”这道大门，种种关于东方或者东方主义的精灵小鬼便重新登场。 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对比，指明外部量的差别是白鲁恂的出发点。但是，这位出生于中国腹地的传教士的儿子，对文化差异有着天生的敏感。他在学术上师承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比较政治研究，并将后者的“政治文化”说广泛应用于他本人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中。这本来是件好事，对当时英美政治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具有一定匡正作用。问题出在他的“文化”内涵。讲起文化，他可以天马行空，统而化之，其间种种来源于他父辈的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会改头换面出现在严肃的学术专著中。不经意间，“文明”这一本来用于标明外部差别的量具，与“文化”这一具有内涵规范意义的范畴重合。而当“文化”的内容间杂了种种不言自明的“中国形象”时，文化决定论的全能范式只能重复生产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