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称谓。说它古老,以其指称从西周到明清国家在京城设立的最高学府,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它年轻,用来指称中国学术文化才有一百余年。至今对于国学范围的认识,还是见仁见智。对于国学特点的认识更是大相径庭,有人说“国学是整体之学”;“国学的特色,就是综合性的通学”;“国学是通学,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①等等。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略述管窥之见,以请教于大方。 有人说“国学是通学”,其具体含义是什么,未见系统论述,从有关叙述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国学是通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科之学。现代学术是分科的,分科破坏了“国学是通学”的整体性,使“经学的传统彻底中断了,五经被肢解,分到了不同的学科,经之为经的价值、意义也被否定了。本来经学在历史上是最有影响的学问,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社会发生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但这个传统完全被破坏了”②。其实,经学是由统治者与儒家多次整合才形成的。刘恕认为,“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皆史也;《诗》、《易》者,先王所传之言;《礼》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③。由此可知,《尚书》、《春秋》等原本皆是史书④,经书是后来才形成的。《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时的六经,并非归儒家专有,是诸子各家共同分享的学术资源。汉文帝、景帝时设《诗》、《尚书》、《春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形成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和研究对象的官方经学。这时的五经也不是什么“整体之学”或“通学”,每一经都分成不同的派别,汉武帝时设五经七博士。儒家宗师又有为官与在野之分,经典传授有今古文之别,并且儒家经典并没有以五经数量为止,而是逐渐增加。东汉有七经之称,唐朝有九经之名,太和七年(833年),镌刻《石壁九经》与《孝经》、《论语》、《尔雅》,后人称为十二经⑤。宋朝理学家又增加《孟子》为经书,至此十三经形成,前后历时千余年。试问以哪个时期的经学算是“整体之学”?元朝郝经具体论述“六经皆史”⑥,这是不是“肢解”五经?这是不是“经史分家”?由此可知,把国学说成“整体之学”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于把学术分科与“经学的传统彻底中断了,五经被肢解”牵连在一起就更为离奇。分科与价值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且不说古人的分科,就是现代学术分科以来,不是仍有人坚守儒家的价值观吗?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史哲不能涵盖传统文化所有内容。比如说《史记》,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作为总体的传统文化也被分割了、肢解了、断裂了”⑦。文史哲的确不能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内容,现在有些人主张的国学就一定能够涵盖吗?分科研究“分割了、肢解了、断裂了”国学的整体性,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吗?以《史记》为例,对《史记》进行分科或专题研究,早在现代学术分科之前就开始了,从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起,直至当代持续不断。汉魏隋唐学者在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研究的基础。清朝在司马迁思想、成就、《史记》版本校勘、史实考证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年来,学术界又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美学、医学、农学、天文学、民族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理学、人才学、伦理学、档案学、文献学、宗教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由此可知,《史记》研究并没有只靠文史哲学者,课题也没有局限于文史哲领域,与古人相比,今人的研究方法、视野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今天研究先秦、秦汉史与《史记》的学者,除了看《史记》之外,还要学习前贤的研究成果,阅读殷周甲骨文,参考青铜器铭文,运用战国秦汉简牍帛书、考古新发现的资料等,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献相结合,以便印证考古文献与《史记》的记载,校证《史记》的谬误,补充《史记》的不足。由此可知,国学是通学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 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学科划分是以西学为体例建立的,它与国学的路向恰好是相反的。西学的路向是分,我们的路向是合。”⑧现在的学科划分的确是参照西学体系建立的,受西学的影响,但也有中国本身学科划分发展的因素。 从中国学术史看,学术有分析专精,亦有综合博通,分析与综合是同时并存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分析有利于钻研的细致深入,综合有利于知识的系统完善。分析的弊端是视野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综合的毛病是笼统庞杂而浅薄模糊,两者优劣并存。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又是分析的起点,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实则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学术在不断分析中深入展开,又在不断综合中系统完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子之学蜂起。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⑨。诸子各具特色,如“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⑩,他们都以独特的学术理念著称于世。诸子之学从现代学科分类来看,一家往往包含了诸多学科。荀子“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11)。同时,诸子也在不断地分化,“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12)。这是当时社会变革、新旧时代更替的产物,也就有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吕氏春秋》等批评融会诸子各家的集成之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3)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欲统一思想于法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博采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家学说,提出了适合汉代统治者需要的学说,使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