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0-0005-1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港台及海外华人地区出现的新儒家现象，“国学”这个本来已经被人遗忘了几十年的概念又从港台返回到了大陆，而且近十年来被炒得越来越热，形成了所谓“国学热”。但是，何谓国学，国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国学与外来文化是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提倡国学，其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甚至国学这个概念能否成立等问题，在海内外学者中间引起极大争议。虽然参加争辩的大部分学者表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二分法”的立场，即承认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由于“对其中精华和糟粕所占比例、包含内容的判断不同，因而形成‘基本肯定/基本否定’或‘肯定较多/否定较多’两种态度”，而且更应当关注的是，“当前学术界肯定国学、赞赏国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其中涌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狭隘儒学复兴思潮”。① 本文无意参加这场争论，因为诠释、评价传统文化是与诠释者的立场有直接联系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没有理论预设的前提下，尤其是在简单地夹杂着民族感情或其他因素时，只能是越说越糊涂。本文思考的问题有两方面，其一是近十年来中国出现“国学热”且越来越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二是我们应当对传统文化持何种态度，换种说法就是，现在国学热中显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是一种灵丹妙药吗？它真能解决我们当下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确实能发扬和光大中华文明吗？ 国学这个名词在我国自古有之，即所谓“凡有一国，必有一国之学也”。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则是专指20世纪初产生、原本是要与非中国的学问加以区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但这个“国学”概念到底是指什么，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学界对此一直未能达成一个共识。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②邓先生的这个“国学”概念广泛而模糊，意思是说，凡是在中华大地上有用于国家的学问，就是“国学”。但邓先生的这个概念有一个好处，它不同于原来所说的“中学”，不排除外来文化，从逻辑上接受了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虽然当时提出“国学”的本意是要防止伴随着强势文明而进入中国的西学将传统的中华文明消解掉，以期保存“国故”，即保存以“诸子百家”、“六艺、五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也包含了许多外来文明的东西，绝不只是纯之又纯的完全产生于中华大地上的文化，于是“国学”这个特定概念所蕴含的东西就要远远大于“中学”。这样，在提出这个概念的用意与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之间就已经潜藏了不相自洽的因素，这或许是百十年来我们为什么说不清什么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学界一直对国学有各种争议，但概括起来，无非有以下几种理解： 其一是把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等量齐观的理解，但这里的理解又各有不同。一种是认为儒、释、道三家都属于国学，佛家虽然不来源于中国，但佛家经过一千七百多年本土化或本色化的过程，早已融入中国文明之中。我们不可能设想，隋唐以后的没有佛学的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我们更不可能设想，没有佛学思想的影响，是否还能发展出以“心性”之维度为特征的宋明理学。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只有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才属于国学，由此来看，只有儒道两家才是国学。这样就产生了“儒道两家谁为中华文化之主干”的争鸣。其中主张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主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台湾学者陈鼓应、大陆学者孙以楷等，他们认为，道统意识是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核，“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一系列以道家思想为主干，道、儒、墨、法诸家互补发展的历史。”③但持这种主张的学者是少数，现在提倡国学的大多数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传统的，其中不少人甚至还坚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所谓“道统论”，即孔子继承了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统，再经曾子——子思——孟子的传道谱系，将正宗的儒家传续下来。这种主张不是新东西，唐代的韩愈和南宋的朱熹等都是这种主张的鼓吹和继承者，而在历史上也早有学者对此予以深刻的批判和坚决的拒斥，当今不少学者对此也有不以为然的，④这里不予转述。 其二是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先生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刘先生依据其“阴阳组合结构”的分析方法，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政治上的王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衍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它当然是不能适应今天需要的。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相当激烈的，其分析过多地强调文化理解与政治批判的结合，而忽略了文化既有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独特的部分，两者是不能一概而言的，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此外，也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复兴国学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们依据“五四”时期的研究成果，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保守性”和“虚伪性”，所谓“内圣外王”和“外儒内法”已经把儒家文化的落后性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国学主张者认为这种批评以偏概全，忽视儒家经典本身的意义，却把历史上某些儒家人物的“保守”、“虚伪”问题放大了，他们相信儒家文化的价值在新世纪一定会得到重新发现和承认。 其三是有一部分学者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观点，他们承认，虽然凡有国家就必定有一国之学，但“学不分中外”，如果硬要说有所谓国学，那就是指在中国土地上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及其他方式表现出的精神文化现象，而不必拘泥于何为外来、何为本土的东西。有学者明确说，“中学西学的对立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但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普世的。”⑤。这种看法实质上已经使国学失去了“一国之学”的意义，其否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持这种主张的学者甚至还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对话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不受影响地独立自存下去。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的交融是一种趋势，强势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某一国来看，文化则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因此，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遇中自给自足地循环下去。”⑥由此观之，现在提出国学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