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5-0070-13 明清时期，上海文化已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地位，特别是处于文化高度繁荣的江南地区，其影响力与综合竞争力仍是有限的。“明末清初，上海县城是个仅有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清中叶的嘉庆年间，城内有大小街巷60多条。据19世纪40年代两次抵沪的英国植物学家福钧估计，当时上海人口约为2万；而杭州为100万，苏州、南京、宁波为50万；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松江、嘉定、常熟、嘉兴、无锡等拥有与上海相近的人口。清代上海地位远不如苏州，《松江府志》等均有‘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的记载。”[1]这距离一个现代国际都市的目标还很遥远。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要想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大都市，仅有江南地区和中国本土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化进程是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战略调整的过程，对于上海而言，在初步具备了参与城市竞争的资格与身份之后，上海开埠又为自身迅速获得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国际资源打开了通道。 以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为基本标志，上海开始了由“中国之上海”向“世界之上海”的现代性转型。要想真正认识到这一转型过程的重要意义，必须与当代学者在一百多年之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新轴心时代”尽管是一个20世纪末期产生的历史观念，但作为其“所指”与“实际意义”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早在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代就已开始。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开始以后，人类历史从此开始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空前的革命性变革。往昔几乎无法逾越的浩瀚大洋已经不能成为隔绝各大洲人民之间交往的障碍，全球的整体性空前加强了，中国的变动和发展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并由此一步步走向了近代转型的门槛。① 美国学者本特利也认为，始于15、16世纪之交的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世界史的第六个时代，即从1500年延续至今的现代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上的所有地区和民族最终进入到持续不断的相互交流之中，因此，这个时代宣布了真正的世界史全球时代的到来”。[2]与上海在人类轴心期(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的“名不见经传”，以及在江南轴心期(即江南地区获得大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主要是一个“小跟班”不同，在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历练与演化之后，自新轴心时代伊始，上海迅速找到了现代大都市的感觉和方向，并很快赶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这与其时中国城市的普遍选择有很大的不同。以清代的乾隆时期为例，在遭遇人口与资源激烈矛盾冲突时，中国多数城市没有选择商业贸易这一更开放的现代方式以吸纳更多的世界资源，而是按照农业文明的惯性选择了增加农业垦殖作为应对挑战的策略。 乾隆即位之初，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一款新的“条例”，该条例全文是：“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之事，永行禁止；违者，以违制论！”为什么把清丈田亩和强令农民自首所垦之荒地列入违法行为呢？因为已经开垦成熟而被隐匿下来未纳赋税的田亩，各省，特别是边远省份所在都有。……清律明文禁止清丈，意味着默认以往隐漏的地亩可以不纳田赋；明文禁止抑勒报垦，则势必对已垦田土升科起税取宽容态度。② 像这样以增加垦殖来“养天下之形”的传统套路，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当中国社会内部在全球业已发生巨变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如人口、物价等一系列亘古未见的难题的时候，改革与发展实际上已经严峻地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遗憾的是，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乾隆皇帝仍然固守追求稳定的基本政治目标，甚至为此而不惜以牺牲发展与改革为代价，其结果不仅贻误了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前夜发展的机遇，而且欲求社会稳定也不可得。”③其结果不仅坐失良机，同时也预示了康乾盛世开始走向终结。而上海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跳出传统农业政治与社会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上海在宋代以来逐渐积累并不断强化的国际商埠城市功能。尽管主要作为一个商贸平台，上海的文化积淀相对薄弱，但正所谓“有一失必有一得”。如果说上海文化的“失”主要是先天不足，那么其“得”则在于文化惰性与保守势力也相对薄弱，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有利于形成一种性格开放与结构多元的新文化，这对于上海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和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与之相比，那些传统积淀深厚、文化权威众多的江南与北方城市，反倒因此在新轴心时代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中。20世纪以来，上海迅速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与大本营。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上海外事志大事记》中，对1919年至1949年间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大事有比较详细的梳理，涉及到工商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哲学、文学、艺术、体育、影视、出版等方面，是上海与世界发生全面接触与联系的很好的证明和见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发生在上海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的特征，同时也将新轴心时代的新气息带给停滞在中世纪的满清帝国。此外，这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100多年以后成为上海重要的现代文化传统。 以2006年上海《文汇报》“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报道为象征，它为自身重铸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特色的文化传统。“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是一次具有重要文化考古意义的挖掘与抢救实践，它通过挖掘爱因斯坦、玻尔、卓别林、罗素、泰戈尔等现代文化人物在上海的文化之旅，为原本文化家底浅薄的上海建构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或多或少地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空白与缺憾，也为都市人增加了一笔重要的现代精神财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