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0)05-0005-08 约瑟夫·奈(Joseph S.Ney)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近20年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形成了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这一点，甚至出乎奈本人的意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看到一个学术概念(指“软实力”)演变成报纸的头版头条，看到它被中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广泛使用，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1] 在国内，“软实力”迅速成为国家决策层面的关注焦点和众多学者热衷参与的学术热点。百度搜索显示，“软实力”条目达到899万条之巨；中国知网数据库资料显示，此方面的相关文章达到近6万篇之多。由此可见，“软实力”和“中国软实力”的研究有“热点”转向“白热化”的趋势。但遗憾的是，以下两种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实践高度：一是许多软实力的研究者，对软实力的理论体系缺乏深入了解，导致了研究过程中的“无限度泛化”和“自我解读”。二是软实力理论提出的这20年里，全球经历了两大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两次大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世界竞争格局和大国实力博弈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众多研究软实力的学者从美、中软实力的角力中敏锐地观察到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对中国培育软实力的治国方略与“和平崛起”外交战略进行了仔细观察与周密研究，获得了大量标志性成果，并突破了奈本人的理论框架，修正甚至颠覆了奈本人对中国软实力所作的基本结论。对这一最新发展态势，国内一些学者显得相当隔膜，仍旧局限在约瑟夫·奈的理论视野之内。 有鉴于此，本论文试图：一是在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的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脉络廓清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软实力理论的两个基本理论模型。二是通过背景分析和对比研究，指出约瑟夫·奈本人的理论缺陷与意识形态偏见。三是透过柯兰雷克和其他学者对中国软实力的开拓性研究，展示中国近年来在软实力领域的强劲攻势与美、中软实力竞争的最新发展态势。 一、软实力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模型 1.“软实力”的概念 “软实力”这一概念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策咨询专家约瑟夫·奈(Joseph S.Ney)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在此之前，苏姆·斯特兰奇在1988年出版的《国家与市场》一书中，提出了“结构式力量”的概念，与约瑟夫·奈的“同化式力量”有相通之处[2]40。约瑟夫·奈本人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一概念由“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提出”，即是明证[3]。后来，他本人在为Yasushi和McConnell所作的《超级大国的软实力：日美的文化与民族资产》所作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我于1989年提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当时我正写一本书来反驳美国软实力衰落的传统看法。”[1]但“软实力”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被约瑟夫·奈提出并加以详细论证却是在90年代初。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概念由约瑟夫·奈最早在1990年3月美国《大西洋》杂志《衰落的误导性隐喻》一文中提出[4]；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外交》杂志上的《软实力》一文中提出[5]；有的学者认为，它最早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6]，均有误。实际上，这一概念的萌芽，根据约瑟夫·奈本人的论述，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但理论化、系统化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2008年，他又提出了将“硬实力”、“软实力”合而为一的新概念：“聪明实力”(smart power，又译作“巧实力”)。[7]由此可见，“软实力”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约瑟夫·奈将“硬实力”解释为“命令式的实力运用”；“软实力”界定为“同化式实力”。“硬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军事实力，它是一种“命令式的实力运用”；“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它是一种“同化式实力”，即“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使他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在力量的运用方式上，“硬实力”主要靠诱惑(“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而“软实力”主要靠思想吸引力或某种机制构成的框架性力量。在国家层面，它又被界定为“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他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Yasushi and McConnell，2008) 2.软实力的五要素模型 约瑟夫·奈本人认为，“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3]11。据此，许多学者均将“软实力”的主要构成或来源概括为以上三部分，如Yasushi和McConnell(2008)、Cho and Jeong(2008)等，国内绝大多数学者也均持此观点。但综合奈在各类著述与文章中所作的阐述，“软实力”的主要构成不只是三部分，而是文化吸引力、思想/意识感召力、框架约束力、跨国公司控制力和政策影响力这五个部分。 文化吸引力：奈认为，美国文化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它的文化吸引力，“美国文化是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多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 思想/意识感召力：奈对美国的“思想/意识感召力”在不同的文章中有不同的表述。当它表现为一种国民的信仰时，约瑟夫·奈称之为“价值观”；当它表现为一种政治信仰时，约瑟夫·奈又称之为“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当它表现为一种政治制度时，它又被称为“机构体制”。但其要义就是美国的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一套价值体系。 框架约束力：奈将“框架约束力”又定义为“设定议程”的力量。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北约、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随后演化而来的WTO，使美国成了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机构的“设计师”、规则制定者和最重要的执行者。这样，“在美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谋求利益的方式，而且影响到它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确定”[3]158-159。所谓“框架约束力”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决策机构的“操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