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产业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表面上看，文化的市场化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根据这种现象，人们似乎很容易作出这样的判断：市场机制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化在未来的发展趋向。 然而，问题也正由此而生：文化产业的市场地位果然能够决定文化产业以及相关的文化生产的根本性质吗？或者说，文化产业的根本性质就是由其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决定的？如果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意见，人们就得回应这样的疑问：市场的法则能够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通则吗？精神活动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完全是一个等价的问题吗？如果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或保留态度，人们又得回应这样的一些问题：相对于各种可量化的市场活动，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价值意义究竟何在？人们应当如何评价当前文化生产市场化的趋势？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现实中并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我们显然也不应当对这类问题视而不见或避而不答。 有基于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精神生产的学说在今天有必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马克思较早地对市场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本质问题作出了分析批判，而沿着他的批判之路，20世纪以来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其是一些被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分析讨论，其中不少观点，亦对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便试图对这一思想的发展线索及价值意义略作勾勒与评论。 马克思对文化生产、文化产业问题的讨论与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劳动的生产性质问题的研究密切相关。具体地说，是在他研究亚当·斯密相关思想的过程中，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他们中许多人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激烈论战时衍生出来的。 亚当·斯密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时，意识到并非所有的社会劳动都能为社会增添新的财富： 有一种劳动加到对象上，就能使这个对象的价值增加，另一种劳动则没有这种作用。前一种劳动因为它生产价值，可以称为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可以称为非生产劳动。例如，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① 以这种财富增益的标准，亚当·斯密就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分作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种基本形式。而按照这种划分标准，只有社会上那些从事物质财富创造工作的人群，其工作才能被称为是“生产性”的；而大部分从事较为虚化的精神、文化管理工作的人群，如国家官员、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其工作只能被视为是“非生产性”的。 对于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19世纪的不少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尼尔、李斯特、马尔萨斯、萨伊等都持明确的反对意见。他们争辩说斯密关于人类财富增进途径的认识未免褊狭：精神文化活动的特殊性及其对物质财富生产的反制约作用就不是斯密的理论所能包容、概括的。针对这类意见，马克思则评论说，亚当·斯密的学说尽管有其不完备之处，但学术界对他的批判却完全没有抓住要害——岂止没有抓住要害，如马尔萨斯等人谈论精神生产的话题，还有把水搅浑，掩盖资本剥削的实质，替“纯粹的寄生者辩护”的意味。②在这其中，只有施托尔希的观点较不“荒谬”③，有一些启发意义，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概括起来，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文化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文化生产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认为，所有持资产阶级文化生产特殊性观点的学者其实都误读了斯密“物质财富生产”的内涵。他们一概将“物质财富的生产”当做“物质生产”并进而争辩“精神文化财富生产对物质财富生产的制约作用”。但这种讨论既“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内”④，实际上也误读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做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做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样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⑤ 第二，虽然一般地说，“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⑥，“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⑦但就人类的精神文化生产亦即精神文化活动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关系而言，则不存在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⑧ 因此，那些竭力鼓吹精神文化生产特殊地位的论调，其实质便是试图将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生产”或“非生产”性质的研究推广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默认“非物质劳动的产品也像物质劳动的产品一样，受同一规律支配”。这种说法似乎是在为精神文化活动争夺较为高尚的地位，但其实质却是在鼓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绝对合理正当的统治地位：“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