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问题与领域 丁立群（黑龙江大学）/《哲学研究》，2010.9.108~113 文化哲学已经成为当代科学领域的显学，甚至已经超越哲学领域，对政治、文学、艺术、教育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发生了重要影响。文化哲学的产生起自于时代的根本变化，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意义关联于这一根本性变化。文化哲学产生有三个前提，前提之一：现代化的逻辑演进以及总体现代化观念的产生。前提之二：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以及一种超文化形态——“世界文化”理念的生成。前提之三：文化发展的逻辑、文化总体性以及文化本体经验的凸显。文化哲学的三个前提，对文化哲学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人以什么方式认识和理解世界，人就以什么方式存在着。其次，这种认识和理解方式的转换，从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在哲学上的效应亦将是革命性的。 文化哲学具有想和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1、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这是文化哲学的前提性研究，目的在于确立文化哲学的合法性：只有确立哲学之普遍的文化价值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哲学在文化中的超越地位，才能确定文化哲学的合法性。2、文化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延伸，是相对于研究具体文化现象的诸多文化科学而言的，又可以把它称之为文化本体论。3、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是文化哲学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文化哲学的实践层面。文化批判旨在通过现实批判的途径对文化现实进行理性重构，推进文化的发展。综上所述，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是随着一种新的文化存在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而产生的，文化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现实前提；文化哲学具有独特的元哲学设定，它在整体上转换了对哲学本身、哲学的功能和意义的理解；同时，文化哲学作为各门类文化和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沟通，它要消解各门类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相对视域以及绝对主义倾向，凸显文化本身的经验视界。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具有自己的对文化世界的整体理解框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可见，文化哲学并非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一样，是一种一般哲学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因而仅仅是哲学下属的部门学科；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语现代台湾的转化 黄俊杰（台湾大学）/《开放时代》，2010.9.58~63 中国经典中常见的“中国”一词，在早期经典如《诗经》中多半指涉政治或地理之意义。古代中国典籍中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合二为一的“中国”概念，传播到东亚周边地域如日本和台湾地区时，就激起了新的转化。日本近世对此感到紧张，于是对“中国”一词进行了意义重构。重构的方式有两种：第一，日本儒学将“中国”一词从政治意义转化为文化意义。第二，以普遍性理念瓦解“中国”一词的特殊性意涵。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中国”这个概念的涵义在20世纪的台湾地区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现代台湾地区的“中国”概念包括“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部分，而且后者更重要。第二，在现代台湾地区的“中国”概念中，“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既是抽象的理念，又涉及具体的现实生活，两者间既联合又斗争；形成互相渗透性，但也有紧张性。 论乡村祭祀演进为城市文艺的机制 田仲一成（日本东京大学）/《文化遗产》2010.3.1~13 把农村文艺和城市文艺作比较，其本质差异来自于它们所在的环境差异。支撑农村文艺的环境祭祀性强，支撑城市文艺的环境祭祀性弱。但是，城市文艺很多时候不仅仅起源于乡村祭祀，而且因为中国的城市空间是在与周边农村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所以城市文艺明显地残留有农村祭祀的要素。本文着眼于这点认识，认为祭祀向娱乐推移的艺术进化和农村向城市化推进这两者相互作用，使乡村祭祀发展成为城市文艺。因此，可以把农村的城市化这一变化设为Y轴，祭祀的文艺化之一变化设为X轴，得出四个象限，这个分析各个象限中的文艺形式的城市化和文艺化的强弱特征、彼此之间的转化关系。并按照这个思路以香港粤剧的地域分布为例，说明“城市文艺”（近世戏剧小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乡村文艺”、“市镇文艺”、“宗族文艺”的相互较量中共时共存，相互影响，最终归结于城市文艺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