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译介、研究和教授国际汉学的时候，有个避不开的老问题，却一直未曾得到有效的澄清，那就是传教士与汉学家的关系。有些人径将传教士当作汉学家来研究，只要其著述涉及了中国的内容，就称之为“传教士汉学家”（或简称“汉学家”）；有些人则不然，认定了相对于汉学家看待知识的客观态度，传教士的立场仍是先入为主甚至充满歧视的，所以其著述还算不上学术研究。有些人觉得，现在既然国门敞开了，那么捎带着也替传教士说句公道话，甚至转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说话，就已经算是思想很解放了；有些人则不然，认为传教活动仍属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部分，只能被一概抵制和否定。与此相关，有些涉猎国际汉学的同行觉得，他们和我本人只是在进行学术上的分工，即一边是在做早期汉学研究，眼睛不免要盯紧传教士，而另一边则是在引进美国的中国研究，那不言而喻只是晚近新兴的学派，于是就不必再关注传教士了。凡此种种，都留下了不少有待澄清的问题，亟需找到一条执两用中的路线，这就是我此番写作的缘由。 一、作为文明扩张的传教 一个文明向境外的扩散，当然可以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由此就出现了职业探险家或旅行家，从而带给社会一些亦虚亦实的“山海经”。不过，就更加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文明扩散活动，主要还是基于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理由。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迄今在文明边际上最为活跃的分子，往往都是些军事家、生意人，以及文化人。 这原本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无非是文明发展的常态而已。回顾一下中国周边的越南、朝鲜甚至东瀛的汉化历史，就知道我们的儒家文明，当年也同样强势地扩张过。甚至，我们还不难想象，要是一直让华夏文明的基因局促在其创始的中原地区，不去跟众多的外来因素相化合，那么这种基因即使能流传至今，也必定相当贫乏和孱弱。在这个意义上，要是一个文明不去释放自己的文化势能，不把自己的文化观念传给别人，不让别人来分享自己的发明与创造，不借着这种传播过程来消化和吸收外来因素，那才有点奇怪呢！ 所以，真正反常的也只在于，就全球的文化生态而言，在晚近几个世纪，借助萌生于西方世界中的、至今都不能为思想家清晰刻画的、成因非常诡异复杂的内驱力，①原本创始于西亚的基督教文明，向整个地球发动了单方面的外向型扩张，在客观上充当了欧洲文化的先锋队和传导者。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一旦有了这种扩张，那么林林总总的文化冲突，以及冲突之后的废墟化和单一化，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本来，并不难设身处地地想象：不管这种传教活动的内在理由是什么，既然那是发自人家本能深处的内驱力，当然要首先对其本身的文明和社会有利。就算世上果真有个把雷锋，我们也不能指望人家个个都是活雷锋——个个都是那样的纯粹，那样脱离了低级趣味，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纯属理念的冲动当然也是存在的，但那既不会很普遍，更不会很持久。 然而要命的是，很多传教士及其在学术上的代言人，却非要坚持说：他们就是这样的活雷锋！仿佛他们这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要来救死扶伤的，就是要来减缓中国人的肉体病痛的，尤其是要来拯救其道德状态的。而且，他们传教活动的种种结伴形式——我在其他文章中将此称作“药引子”——也很容易让人误信这一点。比如，他们往往会和戴着红十字标记的医生一道前来，而且有时自己就兼任医生，企图以教会医院的治疗效果，来增进教会的威信与人们对教会的情感。 明眼人一望便知：我刚才故意以戏仿的口气，借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熟悉句式，这些语句当年曾被背得烂熟。——是的，我就是想借此向大家提个醒：实际上，那位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外科医生，原本一家老小都是忠实的教徒，而他本人更怀有强烈的宗教冲动，对于这一点，只要稍微回味一下他那个未被留意的汉名，就会确信无疑了。 不过，提示这一点，并不是要揶揄那位以身殉职的大善人，而只是想借机提出一个微妙的问题：究竟怎样看待社会结构与个人私德之间、宏观趋势与细小选择之间、历史后效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平心而论，尽管有《十日谈》中的夸张反例，仍不能妨碍我们承认，在西方文明的固有结构中，大凡从事宗教工作的人，或心怀强烈宗教冲动的人，其私德水平都是相对较高的，而且，他们作为历史棋局的小小棋子，也未必总是能洞悉作为复杂历史后效的本社会的自利动机。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他们毕竟身陷在既定的文明结构之中，所以即使他们也享有一定的能动与自由，也只能发挥于这种结构之中。 由此说来，就算可以举出不少像白求恩那样的例外，我们仍应从宏观层面去揭露：跟古往今来的任何文明扩张活动相比，西方近代以来发动的传教活动，都称得上是最霸道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它在还对外部世界尚且无知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设定了：任何其他文明的道德水准，相对于自家而言都是低下卑劣的。由此一来，也就并非只有可怜的儒家文明了，实则整个的非西方世界，全都被这种要命的独断传教前提，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缘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在他那本几乎已经可以被称作汉学著作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中，还是要对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给出如此悲观的全称否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