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十年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①越来越多的人们沉浸在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娱乐之中，并且把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快乐”，作为一种生活幸福的计量指标。于是，在中国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快乐”成为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大众文化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不仅各类艺术活动皆可以纳入到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之中，就连各种大型社会活动也变身为仪式化的大众文化产品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传统的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大众文化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图景被一种简单的“快乐经济”所替代，形成了一种“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 本文试图通过对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几种娱乐文化产品的分析，呈现这种傻乐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凸显中国大众文化如何通过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达成隐形的政治功能的文化逻辑。 在这里，我使用“傻乐”而不是媒体常见的“愚乐”作为核心范畴，根本原因乃在于“愚乐”一词将中国大众文化的这种“快乐经济”无意中归结为一种政府暗中操控的结果。这种看法的缺陷显而易见：人们依旧通过对抗“抽象的国家操控”的方式来分析大众文化图景，这正是中国大众文化“去政治化”的典型方式，从而把一个复杂的批判变成一种简单的“政府批判”，并最终成为大众媒介中新的狂欢化行为；而“傻乐”这个概念则不仅有意逃避这种简单批判或者说娱乐批判的倾向，暗含多种社会力量影响和操控大众文化的复杂性认定，凸显傻乐主义乃是一种集体性的政治无意识性，而且，也可以借此说明中国大众文化典型的“去政治化”幻觉的生成逻辑——正是通过这种傻乐主义的推行，中国大众文化才能用“快乐”这个关键词激发人们“非政治化娱乐”的幻觉，并进而遗忘现实。简言之，傻乐主义就是通过景观化的快乐政治遏制传统大众文化悖论性的现实批判冲动，从而让大众文化的“快乐”，变成人们想象中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 一、娱乐文化的抵抗政治② 大众文化是一种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文化。一方面，大众文化总是顺应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潮流，通过满足人们各种隐秘欲望来实现其利润要求；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要让其消费者产生不同于社会意识形态潮流的个性幻觉，为其提供抵抗甚至颠覆各种现实价值秩序的感觉。于是，大众文化就成为一种悖论性的政治文化：顺应和抵制并存，并通过这种顺应与抵制的复杂交织，形成大众文化的快感政治。 在这里，“快感”致力于通过文化产品所提供的身体性的“享乐”，摧毁“快乐”这种心理过程中暗含的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罗兰·巴特区分了“快乐”与“享乐”，将身体的一种享乐或说狂喜(joussance)看做是阅读行为中私密性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和性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成为“个人”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看一场电影，比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被影片中的无厘头语言逗笑，陷入狂喜之中，但是，我们却无法给这种语言一种“合理化”的解释。这非常像身体在性欲的高潮中发生的“极乐”体验，在那一刻，任何道德和律令的控制都消失了。在这里，狂喜，可以翻译成极大的快乐、喜极忘形、极度兴奋，它是身体的快感，发生在“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的时刻。它是自我的丧失，因为摆脱了社会控制，所以，又是“主体”重新诞生的时刻。所以，后来学者领悟了巴特这一理论的价值，认为：“巴特将此论点扩展为‘以身体来阅读’的隐喻，这是读者的身体在生理感官的意义上回应文本的‘身体’，即它的物质意义上的能指，而非其概念／意识形态／内涵意义上的所指。他举的例子是一位歌手嗓音的‘特质’，这种嗓音无关乎旋律、和声与歌词；它是嗓音的一种独特表现性，在特定的表演中，能够在听众中产生这种丧失。同样，对文学中的词语或是电影屏幕上的形象所做的展示与游戏，也可以从物质感官的意义上来阅读，并仅仅关乎物质感官它们在意识形态或意义之外。”[1](P61) 所以，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无形中具有了特殊的政治功能：通过强调身体性的享乐与苛刻的政治律令之间的对抗性关系，造就一种娱乐大众的功能，并最终获得大众的认可。美国学者费斯克甚至认为，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包含了一种矛盾复杂的抵抗过程。消费者使用商品或者毁坏商品，利用自身的生活活动与消费过程对文化工业的宰制性权力进行抵抗。这种抵抗给大众带来了无限的快感，生成罗兰·巴特意义上的“狂喜”。他举了牛仔裤的例子来说明，“牛仔裤”与美国青年对于个性和自我的想象性欲望的关系。穿牛仔裤，在费斯克的笔下，变成了可以生产属于自我主体感意义的方式：“倘若今日的牛仔裤想要表达对抗的涵义，甚至想要流露出一种社会抵抗的姿态，那么，它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损毁才行，譬如扎染花色、不规则漂白或者特意搞破。如果说‘完好无损’的牛仔裤所包含的是当代美国共享的意义，那么，将之损毁变形，便成为使自身与那些价值观念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然而，这样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并不是全然的弃绝。穿破牛仔裤的人所穿的毕竟还是牛仔裤，而不是那些身着橙黄色衣服的人所穿的那种袈裟一般的长袍。穿破牛仔裤是大众文化诸种典型矛盾的一个例证，即被抵抗的对象必然出现在抵抗行为本身当中。在社会内部，权力是沿着阶级、性别、种族的轴线，以及我们用来理解社会差异的其他范畴的轴线，不平等地进行分配的，而大众文化便在这样的社会中，处于深刻的矛盾状态。大众文化属于被支配者与弱势者的文化，因而始终带有权力关系的踪迹，以及主宰力量与臣服力量的印痕，而这些力量对我们的社会体制和社会体验是举足轻重的。同样，它也显露了对这些力量进行抵抗或逃避的踪迹：大众文化自相矛盾。”[1](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