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文化传统，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但由于近年来的“国学热”，如今一提文化传统，就只讲古代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这种状况，是不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古代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蕴含丰富深厚的文化成果和许多正确、合理的思想观念和可贵的民族精神，那些思想观念和民族精神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宗法等级思想和专制主义，它与现代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尖锐对立的。1915年发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接续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后传播的一些西方思想观念与政治上的改革，积极迎合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现代性思想，确立了个体自主自由的观念，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坚决反对宗法专制；不久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吸取了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思想成分，由此，形成了与古代文化传统既有历史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现代文化传统，在思想上有力地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这两个文化传统加以辩证，我们显然应高度重视“五四”以来的现代新文化传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融通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和合理因素，并在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创造，努力构建适合我们民族发展的思想文化。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批判中国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其批判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专制主义。 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统治者利用和强化孔子言论中含有的宗法等级思想而形成的儒家学说，一直与皇权社会的专制主义统治结合在一起。孔子的思想以“礼”为首，强调宗法等级（名分），要求由此确立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规范。董仲舒将孔子宗法等级思想归结为“三纲”并加以制度化，又提出“天人感应”、灾异谶纬之说，将儒学神学化。在汉武帝独尊董仲舒的儒学之后，儒学反复强调“三纲”名教，并将之奉为最高的伦理原则，借以实行思想文化、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程朱理学很长时间里被作为官方哲学，它更把宗法制度及其伦理纲常视为“天理”，强调其合理性、神圣性和永久性，使专制主义统治更为严酷。以宗法等级及其伦理纲常为基础的专制主义思想，始终起着奴化和愚化民众的作用，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前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批判绝对的君主专制，被理学家视为异端，但他们还是认为国家不可没有三纲礼教，也并不否定皇权（君权）社会的政治制度。直到近代至“五四”前夕，宗法和专制主义的统治始终没有改变，而是进一步加剧了。所有这些使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个历史关头，五四新文化运动力挽两千年的狂涛，高呼“反孔批儒”，热望以此振兴中华，求得民族的生存、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开始都指出：中国宗法主义的家族伦理、纲常礼教不适应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①他们的观点非常一致，都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主义在现代的合理性。李大钊说，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现在则已是“残骸枯骨”。②李大钊从世界新思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对此作了科学的、具体的阐发。他指出，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思想、风俗、习惯，都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大家族制度，产生了孔子儒家“忠”、“孝”、“节”的纲常名教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君主专制主义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而现在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已动摇，大家族崩颓粉碎，“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③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破坏孔子偶像，重新估定孔儒的价值。 但专制主义居于两千多年的古代传统思想的核心，是非常深固和强大的。它不仅扎根于思想政治领域，而且广泛渗透于学术文化之中，在民间世俗社会中也“深入人心”。因此，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以决绝的姿态，大声疾呼，宣传西方的思想观念，向它宣战。陈独秀反复强调：对于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④“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两样”，“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⑤等等。所谓西洋的新法子，就是民主和科学，要请这“两位先生”来破坏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特权人治）以至旧的艺术与文学。⑥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在《说孝》一文中认为“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这个“孝”字，“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以此来消除民众的反抗。⑦鲁迅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和《我之节烈观》等很多杂文，尖锐地揭露中国自古以来“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⑧伦理纲常、专制统治的虚伪和残暴以及封建家族制“吃人”的本质，抨击鬼神迷信和盲目保存“国粹”的危害。他向着“痛骂革新”的“保古家”们宣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什么，“全都踏倒他”。⑨ 为了冲击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思想的巨大障碍，他们的态度十分激烈，出现了陈独秀等认为新旧两种思想文化截然对立、水火不能相容的偏激观点。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⑩否定京戏等中国旧戏的价值，(11)周作人认为《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等旧小说是鬼神迷信、妖怪、强盗之类的书，应该排斥，(12)鲁迅说中医不可靠，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3)也都是例子。但是，新文化运动是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掀起的，具有激烈的政治斗争性质（在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1919年5月4日至6月初，广大学生、商人和工人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政治斗争，即狭义的“五四运动”，最终迫使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不是书斋里平心静气的学术文化研究活动，对源远流长、丰富、复杂的古代文化成果和种种现象难免缺乏周到、细致的辨析。这是古今中外划时代性改革的开创者都难以避免的。我们要看到它的中心指向、本质和主流，何况其中还有文化斗争策略上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