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要谈的是一个在当代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被一再提起的问题，这就是需要解除现代性对欧洲中心主义遗产的隶属关系，同时将那些在早期的现代化话语中被边缘化或被压抑的文明和传统的遗产纳入其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关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全球化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全球化为承认那些从文化上对根源于欧洲现代性历史的价值和知识的普遍主义诉求提出的质疑留出了空间。这些质疑本身是后欧洲中心主义的，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预先假定了这样一个历史，在其形成过程中欧洲和北美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这些质疑的有限性还在于它们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文明之间形成了共谋关系，后者虽然不再能被直接等同于欧美世界，但在根源于欧美的价值和知识的普遍化过程中，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理清这些矛盾，对于掌握全球化既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终结，又产生了新的普遍主义这一要点来说是至关重要。全球化并不为现代性的问题提供答案，它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冲突的最具代表性的表述。 这里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所谓的“历史的复活”对于现代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法国分析家让—玛丽·盖埃诺(Jean-Marie Guehenno)在使用这一短语时，针对的是那些在“历史的复活”中看到民族主义复苏的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还不够激进。正如他所说：“在1989年结束的那个时代既不是开始于1945年，也不是1917年，而是1789年，它是一个由于法国大革命而实现制度化的时代。也就是说，1989年标志着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1](p.X) 今天历史的复活随处可见，不仅体现在民族主义的复苏中，也可从那些对历史的呼声重新出现这一现象中看出。正是这种呼吁使民族国家从内部到外部受到全面侵蚀，它包括小至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声明，大至全球和整个文明的要求。盖埃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叙述也表明，最终受到侵蚀的不仅仅是民族国家，而且是现代性体制，只不过他将两者视为一回事。讽刺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的复活也可能同时是历史终结的信号。如果历史本身是“现代的一个符号”，那么它作为对过去时光的概念化，与现代的观念不可分割；历史已经成为我们的存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3]事实上，反对现代性的主张与对历史认知方式的质疑往往是相伴随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当前关于历史、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讨论中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历史的复活意味着历史取得胜利，它又怎么能同时预示着历史的死亡？当民族主义似乎在每个地方都势头高涨，此时却宣称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已经终结，这如何可能？种种迹象表明现代性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说现代性是有问题的，这是什么意思？一方面关于整个世界正越发碎片化的感受正四处弥漫，同时又普遍地感觉到全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人类生活状况的特征，我们该如何协调这两者？ 前面最后一个问题是本次讨论的重点，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框架，在其中我们可以将对现代性和历史的思考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改变结合起来。同时它也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全球化这个概念如果想避免沦为一个陈词滥调，或者只是对世界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就不仅要说明造成全球一体化的力量，也要对造成全球碎片化的力量做出解释。[4]当全球化概念已经成为一个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认知方式的口号时，如果想要服务于批判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它就必须扎根于具体的情况，而事实已经表明碎片化只是全球化的一种伪装。 多元现代性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回流和逆转的时代，过去被现代化的话语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各种传统和意识形态，因为全球关系的重新组合调整而纷纷卷土重来，并因其对欧洲唯心主义的批判而获得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与东南亚社会经济复苏出现了儒教的复兴，在90年代它成为亚洲价值观的广泛主张的一部分。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它是儒教复兴最为明显的对手。另外，这个时期还见证了印度教在印度的复兴。在其他亚洲国家，佛教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表达本土文化的斩钉截铁的决心。这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这些出现在同一时间的思想复兴是相同的世界形势的产物，尽管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很明显它们会表现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变形。 伴随这些逆转而出现的是对现代性认知方式的挑战。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听到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伊斯兰化”的各种呼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复兴，提倡不仅要回归经典研究的认识论，还要回归其方法论。范达娜·席瓦、阿希斯·南迪和小瓦因·德洛里亚等思想家对历史和科学的攻击在欧美学术界最为神圣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赏识。这些批评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像数学这样抽象的领域也迫于某些压力而必须承认“种族数学”(ethno-mathematics)是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即使美国的基金会也加入到反对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认知方式的大合唱中来。①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这里关键的是尽管现代性已经全球化，但关于它的体制和思想内容方面的共识却消失了。某位批评家态度强硬地指出： 殖民主义和现代性是工业资本主义历史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特征……在此要重申三点：第一，不应该将“现代性”误认为一个自在之物，这种花招抹掉了它的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一旦把现代性看做早于殖民主义，就很容易认为殖民主义相对于现代性在时间上的落后是发生在起点的、无法克服的，从而将它与现代性区分开来，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因此，第三点是欧洲以外的殖民地拥有与作为殖民事业核心的欧洲同样不容置疑的现代性。[15](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