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置疑，新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逐渐走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格局，这种开放格局也无疑给乡土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生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在整个小说领域内是作为一个主流体系而存在的，它几乎在左右着小说发展的走向。从莫言的“三红”（《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红蝗》）到《丰乳肥臀》，从刘震云的《塔铺》到《天下故乡黄花》，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到“走出山地”的系列作品，从张炜的《古船》到《九月寓言》和《柏慧》，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到《金牧场》……，再加上九十年代新崛起的一大批新乡土小说作家，诸如刘醒龙、何申、阎连科、刘玉堂、尤凤伟、关仁山、吕新、王祥夫……其阵容可谓蔚为壮观。尤其是近年来的“陕军东征”，以《白鹿原》为领衔的一大批西北作家的力作，几乎是激活了这两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然而，我们亦不能不看到，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着当下整个文坛所充满着的种种垢病。乡土作家的异化问题、平面化写作问题、题材与主题的处理问题……凡此种种，无不困扰着乡土小说的发展和生存。 一 比起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家来，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所面临的“乡路”选择呈现出一种梯形的阶梯式走向。首先，它须得打破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性笼罩和僵化的写作模式，重新回到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第二步就是实行现实主义的开放，将理想主义（张承志等人的作品）、浪漫主义（汪曾祺等人的作品）、现代主义（王蒙等人的作品）……均融汇于乡土小说的创作之中，奠定了乡土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坚实稳固的地位。第三步就是进一步多元化，不仅将西方和拉丁美洲的文学技巧和方法都象过电影一样学了一遍，同时亦在很大程度上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由此而产生了乡土小说的无序格局。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的失重，随着大批所谓把小说作为一种商业化谋生手段的“小说人”的出现，即便是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乡土小说领域，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令人扼腕的失误。倘若不能纠正，乡土小说亦如其它小说创作一样，是难以走出“商业游走”的怪圈的。 当反映论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失去了它主宰小说世界的优势和魅力时，小说主体世界的失落已油然而成小说创作的时髦，也许，那种单调乏味的创作方法给人们的接受心理带来的是极大的审美疲倦，正是由于此，才将反映论连同它的优长面一起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也正是小说主体的失落，造成了乡土小说作家的异化格局，当小说创作完全甩掉了政治、时代、社会的负载后，小说家在金钱的诱惑和驱使下，变得贪婪而狰狞。从92年以来，大量假冒伪劣的乡土小说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书摊上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不乏许多打着“陕军东征”的幌子的伪乡土小说。在纯粹的肉欲的感官描写背后，实则上是充满着铜臭味的商业利润在作家与书商之间起着杠杆作用，在完全消解了主体性的作家那里，一切所指和能指都是指称为商业行为，真正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他是一个游走在金钱中的鬼魂，“鬼魂西行”正说明一些陕西作家，尤其是一批新近作家正处在一个异化的过程中，它也局部侵蚀着一批知名作家的作品。无可否认，作家异化的现象已迷漫文坛，乡土小说领域更是重灾区。 乡土小说作家的异化现象还表现在他们在文学失重的形势下，找不到表现的坐标，在盲目的“叙述游戏”中失却了自我。我们不否定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文学技巧的有益借鉴，它在某种程度上大大丰富和推动了新时期小说表现技巧的完善。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自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实验小说，到九十年代以降的所谓晚生代小说作家，过分地热衷于“设谜”式的叙述游戏，将内容与主题进行充分的消解，在所谓纯技术性的叙述话语中自得其乐，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阅读障碍，拒绝一切他者阅读，哪怕是专门性阅读。如果说韩少功“爸爸爸”式的叙述还未脱离对民族劣根性的揭示，马原、洪峰的叙述尚未对内容和主题进行毁灭性的颠覆，那么，所谓九十年代的晚生代小说作家却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乡土小说沿着这条道走下去，那必定是一条死胡同。 倘使五四的人文旗帜上书写着个性两个大字的话，那么，它在本世纪的文化思潮中一直是起着积极进步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口号的驱动下，才产生了五四以来的一大批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作家。然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晚生代小说作家，其中不乏极少数的新兴的乡土小说作家，在所谓的个性化、私人化的写作幌子下，拒绝一切社会和他者的介入，完全把小说创作作为一种自我的即时性消费和个体灵魂的洗涤，我们并不一味地反对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存在只是一种文学种类的补充，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泛的写作模式加以推广，那将是乡土小说创作的一场灾难。在窃窃私语之下，不但作家被异化了，而且小说也被异化了。 无疑，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哲学思潮中对中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是弗洛依德、尼采和萨特，我们不能否认这三位先哲的思想和学说给文坛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它为彻底摧毁僵化的极左思潮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我们亦不能不看到它给中国小说，尤其是中国乡土小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甚巨的。象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在中国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俯首即拾，自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莫言的《红高梁》问世以来，在乡土小说领域内，大量的性描写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添加剂。我们不反对那些与主题和情节有关，并明显带有社会属性的自然形态的性描写，而决不赞成那种只把性描写作为感官刺激，只当作招揽读者的“黄色素”，只为商业利润而着想，只为宣泄个体欲望的文学佐料，如果中国乡土小说仅仅是为性描写而存在，那将是中国乡土小说的悲剧。如其这样，倒不如去重印诸如《肉蒲团》之类的明清艳情小说了，而乡土小说的重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对中国乡土社会作出的深刻解剖，唯此，乡土小说才有其自立于小说之林的必要。尼采的强力意志和酒神的悲剧精神确确实实在八十年代中期激活了许多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红高梁》中“我奶奶”那种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狂放性格为中国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提供另一种性格范式，可谓是一个进步。然而一旦这种悲剧精神成为滥觞，务必将乡土小说引入歧途，如果不是这种精神的泛滥，莫言的《丰乳肥臀》也不至于这样毫无节制地漫游在陶醉在酒神的蛊惑中不可自拔，以至消解了应有的价值判断。补药下的过重，非但不能吸收，还往往会中毒，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他人即地狱”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获取过许多中国作家的青睐，于是，人生的虚空、虚空的人生不仅成为乡土小说人物主体的主导意识，同样也成为作家主体的主导意识。我们不主张作品只注重所谓的教化功能，但是一部作品如果完全消解和删除了它的人生指导作用，作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意识形态只有优劣高下的选择，而任何作家都没有消除它的权力！目前看来，这种删除工作在乡土小说领域内尚未成风，但我们一定须得杜绝这种由都市小说汹汹传染而来的创作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