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香港向被称为东方之珠，但如果从东方文化这一特定的角度考察，则未必始终是一颗色泽亮丽的明珠。如果说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基本上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那么，同样是由于政治原因，自中国大陆基本中断了与西方世界和平对话的五十年代初期始，香港在文化上真正开始了与自己母体的疏隔。此后，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便是以现代西方文化对此一空间的传统中国文化作了十分现实的改铸。而这种改铸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现代主义文化土壤的迅速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存在主义为主体的现代主义思潮风靡西方世界。中国大陆的现实文化在整体上起初自然是呈零反应状况，稍后便激起否定、批判和反拨的意气；台湾也还未从溃退的嘈杂与紧张中缓过神来，在争取安定和平稳的努力中贯彻所谓“军中文艺”路线，一度对西方文化思潮也保持足够的戒备和警惕，于是，被称为“自由港”的香港，客观上则成了当时中国吸纳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气息的尾闾之所。 而且，那一时期的香港，也最有条件吸纳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战后的香港一度沉陷于经济萧条、失业的恐慌、涨价的焦虑，还有黑社会的困扰和包租婆的催逼，由此唤起的便不能不是某种荒诞、颓落的感兴，这样的感兴很容易与存在主义等现代思潮相吻合。 要之，香港与大陆紧密相连，却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如果说以前在社会制度基本相近、两间皆有相当开放度的情形下还不足以使人充分意识到阻隔和分离的痛楚，那么，大陆“易帜”之后，香港便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游离了大陆母体，从而备尝无可皈依的不安、荒诞、惶惑、凄迷，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潮，则只能有被动认同之功，而缺少排拒反抗之力。另一方面，这种从政治到文化上的相对“孤绝”的现实，无疑从消极意义上加强了港人的生存困境感受，促使许多具有强烈生存意识的文化人转而更对存在主义之类现代主义文化采取较为积极的认同态度。 五十年代初期，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的复苏，首先是通过与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人事联系而得以体现的。徐訏、张爱玲、叶灵凤等原本是三、四十年代乃至二十年代就享有盛誉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他们从大陆南来香港抑或留驻香港，每有新的创作总不免仍带有现代主义的昔日铅华，唤起人们的现代主义感兴。三十年代就以迷离的“鬼气”和超卓的才华崭新露头角的徐訏来港后所写的长篇巨著《江湖行》等，虽然在阔大的时空和众多的人物展现面上注入了较多的现实批判，并饱含着怀乡恋国的惆怅与迷惘，但人们仍然能很容易从中体味到较其以前更加深刻的孤绝意识、悲观情绪、宿命观念和虚无思想，这些内容很自然地与影响当时香港的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相对接。张爱玲来港后写出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一改其惯有的超越、理性的创作态度，甚至以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取代人生解剖，从而引起过诸多的怀疑与猜测[①a]，但细读原作，其中展示的人物命运乃明显地透析出人生的荒诞，存在的虚妄等存在主义意味。 这些具有现代主义传统的作家，以其昔日的现代主义人文风采，将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与五十年代联系得那么自然顺妥，这使得他们自己不自觉地充任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发展的可贵链节。 但真正使现代主义在香港这片土壤上成复苏气候的，是五十年代以《文艺新潮》为代表的文学或文化杂志。 一九五六年，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以全新的姿态崛现于香港文坛。它明确提出了倡导现代主义文学的宗旨，并迅速投入到大规模地介绍存在主义及其他现代主义文学的工作之中，马朗本人以及他的同志者李维陵、贝娜苔、昆南等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现代主义风味的先锋性作品，以此构成了香港颇见声势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运动迅速波及到风雨飘摇中的台湾，先是引得台湾寂寞的诗坛新秀竟相向香港投载其现代主义的尝试性创作，继之便是受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启发，在台湾掀起同样一场现代主义风波。根据刘以鬯的观点，那时候活跃于台湾的《笔汇》，无论是对现代主义倾向的倡扬还是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实践，都明显地受到了香港《文艺新潮》的影响。[②a] 自《文艺新潮》掀起现代主义文艺的潮头之后，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以一波未平一波继起的运作方式得以持续。除上述《中国学生周报》在六十年代初期加入了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和创作而外，一九六○年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时报》文学副刊《浅水湾》，一九六三昆南和李英豪主编的《好望角》半月刊相继创刊，对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直接引发了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热潮。这番热潮中涌现出了像《酒徒》这样的著名小说，也推涌出了戴天、羁魂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还有龙梦凝、雷沅茜、梁凤仪等人的现代主义戏剧。这些作家的现代主义创作实验尽管形态各异，技法不一，但其基本倾向却较多地接近存在主义。《酒徒》的通篇构思是意识流的，可它表现的思想内涵则显然是特定时空中生存困境的感叹，甚至包括对于人与人之间紧张、隔阂、仇视、防范关系的深入刻画，客观上再现了存在主义式的“他人即地狱”的观念。戴天这时的诗歌也劲唱着文人生存的迷茫，正如他在《一匹奔跑的斑马》中所写到的：“灰是唯一的颜色，迷茫是一切事物的景致。”——他认为“日子是一匹奔跑的斑马”，留下的只是灰色的迷茫。这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时空观照，是现代人难以自我定位不及肯定乃至不及判断的痛苦体验的宣泄。这时期的戏剧创作亦多表现对于人生和人性的存在主义探索。龙梦凝的《山远天高》和雷沅茜《梦幻曲》表述的也正是这样的体验。梁凤仪创作于六十年代末的剧作《夜别》也是如此，作者自己承认：“全剧的主题是说明生命的长短并不值得重视，要重视的是在或长或短的生命中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换言之亦即是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一点足以使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③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