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作为人生态度的宗教、哲学，在人生长河中到处可以找到它的投影。它们所带来的人格心理结构上的种种沉淀与变异更证实了愿望对人主宰的可能性，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人永远在这样的怪圈中受着甚至比生命更恒久的诱惑而深陷其中，这种幸福与灾难、超越与局限等相悖体验的难以交融又依依相连，在完成着一种什么样的证明呢？这种在重重选择中的为人的不能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难道仅推之于命定便可解释得通？ 是游移于两种现实之间，还是同时占有两种现实，即：是理性的择断，还是在梦与醒间无法摆脱纠缠，这是永恒困惑于人的东西，正象有限的人与终极理想之间的距离，除了作为生命行进形式的脚步，我们还拿什么去填充？ 追寻的焦虑 然而，还是无法说清因、果，因了焦虑去追寻，还是因了追寻不断焦虑，继之又为摆脱它而不停追寻。人仿佛永远在一种命定的循环中无从解脱。 这种无从解脱之感在张承志已不单是时代的困惑而是灵魂的痛。存留与抛弃、焚毁与再生，人之有限与终极目的的无限，这之间，我们忍痛追寻着，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那种被撕裂似的焦虑的折磨。因此，追寻的过程就是跨越焦虑。但却无法摆脱永远的焦虑。 由现实而焦虑、由焦虑而追寻，追寻带来的是更形而上的生命意味的焦虑，无从摆脱又想要摆脱但终还是无法摆脱。“他”从《北方的河》走到《金牧场》，每一步追寻都笼罩着现实与生命双重的焦虑，这种寻求者的苦衷所包含的向内的刻骨铭心与向外的惊世骇俗把人对自由的渴慕和正因此对自由的逃避描摹得畅达淋漓。几年来，张承志作品不断重复深化着一个印象：他要达到一个地方，想捕捉一种东西，想肯定一些什么，而最终，他没有到达那个地方，他不可能捕捉到那种东西，最后的最后，连他真正想肯定的什么他也无法知道，或是在无止无休的路途（过程）中他已将它们忘记。 张承志小说的主人公是孤独的；叛逆现实，厌恶城市，背离群体，怀恋高原，创造并追寻心目中的“天国”。这种形象的孤独来自于精神深处的先驱、觉醒式的寂寞。 张承志是寂寞的，他的寂寞不是不为人理解的寂寞，因为众生的冷遇与讥嘲之外他还拥有理想，他的寂寞是更深的寂寞，因为他所拥有的理想连他自己都不能保证是不是一个虚空，为此这寂寞是与生俱来而永不能摆脱的。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个虚空，而生命过程即是用理想的热情去填充这一个个虚空，假如连这理想的热情都是不能确定、不能把捉的虚空，那么我们还能剩有什么呢？！ 我们追求、我们寻找、我们在路上、我们忍受焦灼与饥渴、我们把青春、爱情、生命都搭了进去，或许奋斗到底依然看不见可意的结局，可是生命毕竟燃烧过，粉碎过，奔涌过，升腾过，扪胸自问，承受了智者必会承受的寂寞，比较世俗的喧嚣之声，我们期望的怎能是后者？ 苍凉的路的主题即是苍凉的人生的主题，追寻的焦虑与壮阔始终困扰着人而无法割舍，由“不甘”导出的奋进与热情已逐渐成为我们的生命方式与精神原则。 然而，焦虑更深了。 更深的焦虑逐渐加深着张承志的寂寞，而这寂寞的心理根源正是人格的不能完整实现——异化。物我的危机有三种，一是由对金钱的膜拜物化为臣服于金钱的经济人；二是由对工作的膜拜物化为臣服于工作的机械人；三是由对信仰的膜拜“物”化为臣服于原则的无心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造成无我的后果。前两种异化是外在的、“被迫”的，由外而内的带有某种不得为而为的色彩以至最终受污染、同化而——或无力自拔，或漠然地随遇而安，最终是对自我的不负责任。追求真理所伴有的理性、热情的态度、行为值得肯定，但若把它极端化，以信仰作为强权而扼杀自我，臣服于信仰。——正如真理再走一步就是谬误——也很可怕。这依然是不完善的自我，这种内在的、心甘情愿的、由内而内的从而带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成份，以至深陷其中而无法拉开距离地对所信仰进行俯视乃至平视的批判，这种盲目依然是不健康的、是对自我的轻率，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物我的存在造成无我，却比一般的“无我”更危险，以物代我既使“我”失去了无我情况下确立“我”的机会与选择，又使我还需克服、摧毁物才可通过对第一步的超越而达到第二步对真我的寻找。这是一种“假”，物我、无我都是与“真”相背的。难道“要认识自我，我们必须参与到自我之中。但我们的参与又改变了自我。”[①]难道为达到真我就必须要经历牺牲“真我”的程序，这种得失两难难道正是人永远无法走出的怪圈？问题是、还是，人生主宰理想还是反过来，理想主宰人。这种看不见的异化，是虽不同于物支配人（拜金主义）、权支配人，但实质也同样把人置于第二位，受外物（虽非物质而是精神）的绑架。问题还引发于是强制还是自愿，内化问题的复杂性总使得我迷惘于人的无能与伟大，这样的二重使得一些简单的事物因了人的参与而日趋复杂。如果不是出于血性、出于本能的追寻，那么这种内化无疑是一种更深的欺骗，它的不易认识与不好解决使得人蒙受至今仍分辨不出内心需求的真、假。有没有一种绝对的东西，任何时代、任何境况、任何条件，人都可以以之作为依存行动的根据，张承志千百次问、千百次出发、启程、找寻。人之精神支柱是不是始终不被时代、境况、条件打上印痕而衡量着任一时代的人。在张承志九死不悔的追寻与肯定中，上帝复活了。然而人又似乎失去了什么，人失去的是真自我还是假自我呢？为这失去，人是应当悲悼呢还是庆贺？理想与内在需求统一的问题是这样焦虑着每一个人。我们在得失之间或是无得无失之间问：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而不管这上帝是什么，或者，因不能忍受时代精神的空白与虚无；不能忍受由物欲熏染带来的充满污垢而独缺精神之氧的空气；不能忍受心灵单纯如纸同时苍白如纸或复杂如泥同时积尘如泥的世界而重建精神王国却也因重建的激情与热切而不问问建起的理想是不是现代梦幻，有梦还是好的，怕只怕因了盲目而再度使理想蒙上极权，把人引向一场无休无止的厄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