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写女性的“三传” 尽管同样跻身于90年代的中国“传记热”中，胡辛并非历史史实的记录者。她的传记作品序列《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原名《章江长恨歌》）、《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和《陈香梅传》（以下简称“三传”）只是将历史衬作一块淡淡的幕布或一个朦胧的场景，而凸现于历史之上的则是三个女性传奇且不凡的生命景象。对此，胡辛已坦然告白：“我的3部传记，严格地说，是传记小说。如果说真正的传记作家严谨于写史，那我这个小说家却太偏爱写人，尤其是女人”。 的确，作为一个女作家，胡辛似乎更倾心于讲述女人们的故事和女人们的爱情，她对作为一种边缘性话语的女性文学之内涵便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即“女人写，写女人”。或许，关于女人的故事总能唤起她心底某种深切的记忆。 1 朴素的女性自觉写作 年届半百的胡辛出身书香门第，是60年代即走出大学校门的知识女性，是在中国的浩劫岁月中度过整个青春年华的“一代女儿”。坎坷且含辛茹苦的人生遭际，倔强且显露锋芒的个性，成熟且感受深刻的心灵，或许，还有别的某种更深的契机，使胡辛能够于期然间成为新时期女性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之一——于80年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书写着自己的性别，书写着一代人“共同的梦”，虽也曾充满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与迷惘，但却凝聚了一代“理想主义者”执着的寻觅与永恒的追求。 我们从胡辛始终如一的创作轨迹中不难看到一种朴素的女性自觉。早在1983年，胡辛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崭露文坛，这篇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道出了职业女性的生活艰辛与精神困惑，其执着的情怀与纯净的忧伤在那个年代具有感人颇深的力量，曾给饱经辛酸的中国知识女性以最初的抚慰与共鸣，著名作家王蒙亦为之泪颜。胡辛深信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言：也许小说家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写一个主题（第一部小说的）及其变奏，她此后的创作便是最初的关于女界人生命题的“变奏”。她的中篇小说《我的奶娘》、《粘满红壤的脚印》、《这里有泉水》等，抒写的是生养自己的这方水土上的普通女人的命运。她的瓷都系列作品《瓷城一条街》、《地上有个黑太阳》、《昌江情》、《瓷都梦》等，诉说的则是瓷都这方留有自己青春梦想的苍凉的白色土上苍凉的女人们那苍凉的故事，其中充满着火辣辣的爱与水淋淋的情；是水、土、火的故事，积淀又张扬着这方水土的瓷文化。1990年，胡辛又出版了她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蔷薇雨》，该作以急剧变迁的时代变革为背景，抒写了出身书香名门的七姊妹，在各种观念尤其是婚变观的急遽嬗变中，各自的追求与失落：是冰清玉洁固守传统的自我？是困惑彷徨茫然无措？是心理倾斜畸态坠身欲海？还是历经动魄惊心终成佼佼弄潮女？其间，理性与情欲的撕掳、人格与本能的抗衡、灵魂与肉体的崩裂，在女性心田迸发种种律动和骚动。《蔷薇雨》尽情展露了胡辛“写女人”的雄心，将她“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胡辛希望，纵使岁月流逝，她的《蔷薇雨》能“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 与同时代的许多更为年轻的作家相比，胡辛的心灵深外无疑有着割舍不了的“乡土情结”和“女儿情结”，她写作女性的艰辛历程，不仅贯注着非常真切的个人体验——是一个所谓“写我的自我——我的身体”的自白式表述，而且充满着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历史积淀与时代新貌，“洋溢着一种不可扼止的力量的生活所特有的魅力”（王蒙语）。胡辛那往事依稀的叙事，那抒情性的语调，在她“共同梦”的碎片中游弋穿行，总让人回味——回味暮春雨中的女人的故事，回味女人执著中的迷惘与迷惘中的执著；胡辛在心灵的创造中升华，并正走向女性大众的更大群体。 2 走进女人真实的世界胡辛曾说，她的渴求和希冀，是做一个小说家。但近几年她呈献给读者的却是3部厚厚的传记作品。这曾令人不解，人们不明白一个创作正处于黄金时期的女作家何以要放弃自己的世界而走进别人的世界，因为这样也许会妨碍她塑造重大的情感状态，会妨碍她进入某种高峰体验。但与现今诸多传记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历代帝王将相、政坛风云人物、商界巨子等、以求可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的写作相对照，胡辛展露了她的才华：她以独有的女性视角抒写的仍旧是女性题材女性主题，探寻的仍旧是女性意识女性价值，一如她坦然的回答：“我只是想和女人说说话”。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源于胡辛童年的故事，她出生于瑞金，童年在赣州，学生时代在南昌，最初工作在景德镇，终究还是回归南昌。作为一个南昌籍的女作家，她以为怎样也应该为传奇且悲怆的南昌女子章亚若写下点文字；蒋章之恋这出中国40年代为人讳莫如深的婚外恋，在胡辛笔下不是宫闱秘闻式的传奇，胡辛探索的是这出烽火缘中知识女性章亚若的彷徨与追求，王蒙评价该书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以美好的语言、美好的情操抒写了这么一段婚外恋，能为蒋氏家族和章氏家族、官方和民间都接受”。一代才女张爱玲则是胡辛偏爱的女作家之一，张爱玲的“遗世独立”和“兼容并蓄”，张爱玲的“惊世才情”和“骇俗个性”，张爱玲的“荒凉”、“悲凉”、“苍凉”，都大大激发了胡辛丰富的创作灵感，对张爱玲评传，她主要着眼于沦陷区中红罂粟般的张爱玲现象的焦点——作品的婚恋故事与作者本人的婚恋故事，并尝试营造张爱玲“独语”式的语境；胡辛认真翻阅了大量资料，她的《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凝结着她多年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心血。而《陈香梅传》的诞生，又完全是因了胡辛与名女人陈香梅生命轨迹的几次交叉旅程，她们有缘在南昌、在井冈山、在北京相会相伴相聚相谈，使胡辛终能掌握关于陈香梅的第一手资料，并勾勒出生于昨日的这一个中国女子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胡辛的“女性三传”亦是中国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种文本，她始终是以一个写女人的女作家出现在文坛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