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长河中流派最活跃的区段，杂文也不例外。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的美学追求，中国现代杂文从起步到终结，几乎都伴随着流派的生息消长，一部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杂文流派的嬗变史。系统地考察这些流派的生命流程、创作实践，就会发现，杂文流派尽管每每都是动态的时间范畴中的一个变量在某一区间中的特定存在，但其产生和发展又总是伴随着探索意味的修正和超越。这就是说，杂文流派的嬗变，不管是同一时期内横的分化还是不同时期的纵的传接，总是力图弥补旧有创作精神、美学意蕴的粗疏、浅显和片面性，纠正偏颇，努力使之趋于完善，相对成熟。这是杂文意识的自觉过程，也构成了史的主要发展过程。研究杂文流派无疑是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历史脉络、发现和总结杂文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教训的有效途径。 五四时期是“王纲解纽”的时代，也是历史的转型期，更是重理性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生活与意识的多元多向选择使整个社会产生了对认识判断的渴求；同时，社会变革的急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旺盛的物质文明追求和生存竞争意识日益显现出来，在审美趣味上必然出现对创作时空的近距离要求，必然要求对那些正在展开的、流动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生活、观念、思想以及现代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生存困惑等等，同步进行广泛的咀嚼与思考；更有甚者，当《新青年》周围的先驱者们为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也急于选择一种可以直接参加现实斗争的利器。可以说，这个时代急切地需要一种可以直陈事理的“观念文学”[（1）]。于是，杂文便应运而生了。由于杂文的议论性特质，使它不仅能够赤裸裸地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而且最易于直陈事理，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若干形象感知的中介环节，迅即对社会现象作出反应，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对象，恰好能在急剧变幻的大时代中承担起变革现实和引领生活的职责。这就颇为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陈望道、周佛海等深怀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作家所钟爱，当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开设了“随感录”专栏以后，便引发得这些作家一发而不可收。 “新青年”派尽管不以专写杂文为己任，却无疑是五四文坛的第一个杂文流派，在现代杂文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率先垂范，开风气在先，体现了时代的杂文意识；重要的在于：他们在发挥杂文的社会功能和历史职责时，虽然还难以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一套较明晰的理论体系，但却并不简单地就事论事、浅尝辄止，也一反中国旧时的那种摇笔即来的怀才不遇、恃才傲物、阿谀权门、粉饰太平等，而是牢牢地把握历史的潮汐和时代的精蕴，表现出力图在广阔的时空和深刻的层面上反映、解析社会现实的精神意向，更生动地体现了杂文的时代意识。 “人”的发现和“人性的解放”是整个五四文学的主潮，杂文也不例外。但杂文在加入这个合唱、特别是在突出“人”作为创作主体和表现主体的地位时，尤为注意时时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杂文创作意识：既有人性解放（包括个性解放）的精神，又包含着社会改造的意识，二者相辅相承。人性解放精神为社会改造确立了鲜明的主题，一切社会改造活动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例如，他们集中暴露批判过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礼教传统的弊害（陈独秀《随感录一》、周作人《天足》、胡适《贞操问题》），揭示不合理的旧式婚姻对青年人造成的精神戕害（鲁迅《随感录四十》、陈望道《关于恋爱》），讥弹以“野蛮”和“腐朽”为主要特征的“国粹”和“国粹主义者”（刘半农《随感录七》、钱玄同《随感录二十九》、鲁迅《随感录三十五》），以满腔悲愤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疾苦和命运，抨击反动统治者的凶残暴虐、穷兵黩武（李大钊《工人不如骡马》、《乡愿与大盗》，陈独秀《武治与文治》），剖析和改革国民精神中的“坏根性”（陈望道《奴隶和滑头》、钱玄同《随感录九一》、鲁迅《随感录三十三》）……其锋芒所向都是在封建主义束缚下广大民众难以获得身心解放和个性发展的现实，这个事实本身就强烈地体现着作者要求人性解放的愿望和民族觉醒的理想；反过来，社会改造活动又为人性解放主题的确立找到了依托，打下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当鲁迅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人争取“人的价格”的实现的时候，陈独秀奋力“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的时候，周作人努力倡导一种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3）]的时候……就显得气盛言宜，顺理成章，不再象一个充满幻想、过于超前的梦。可以说，“新青年”派杂文的全部努力，都是在呼唤人性的解放和探寻与人性的解放密切相关的社会意识。这是一个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命题，它作为全社会现代意识觉醒的先声，几乎引起了整整一个时代思想观念和文学传统的重大变化。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是相当值得称颂的建树，因为在贬抑人性的传统已经像上帝的影子一样主宰和制约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情况下，不真正高扬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努力改变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禁锢所造成的奴性意识和人性的萎缩，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反帝反封建的使命的完成，根本是不可能的。“新青年”派杂文在一个相当辉煌的坐标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起点，这无疑也是整个民族建设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