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作为一种较为纯粹的人文理想，曾在历史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并且丰富和充实了许多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建构，甚至在人类发展史上也产生过一些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在形态学上完全是一种虚幻的非具象的存在，所以它常常无法进入人们每每念及和关怀的那种精神视野。这个译自英语的语汇最早源于希腊语，意即无场所的事物。也就是说，乌托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所指示的那个存在就是一种没有实体的、纯精神的存在，在具体物质形态上，它只是一个不在场的事物。这也就意味着乌托邦的存在永远与所有的物质现实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原则。只要有乌托邦在发出声音，那么就往往意味着那里的物欲之风已被收敛，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正闪耀着眩目之光。 然而，正因为它与世俗的物质欲望存在着这种尖锐的对立，所以那些实利追逐者们对之总是怀着极其强烈的对抗情绪，特别是那些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者，对之更是深恶痛绝。文学创作中也不例外。自从“新写实”开始，小说的世俗化写作便成为一种主流和时尚。作家们在把叙事话语逼向日常生活时，发现那些非崇高、非纯洁、非神圣的人类普遍的生存本相却十分得人口味，很能迎合大众的阅读要求。于是，一种没有理想无须想象的写实性话语便迅速流行，它以其对现实原相的逼真再现和对大众生活的认同与欣赏把小说重新还原为一种民间行为，使小说在告别以往那种先锋叙事的艰涩和超验时，也拒绝了某些乌托邦式的精神内质，从而让它再次回到平民生存的现实需求层面上。 这种叙事策略同样也被我们的晚生代作家所承纳。在何顿、刁斗、邱华栋、张旻、林白、海男、朱文、韩东等这些新崛起的晚生代作家群中，拒绝乌托邦式的写作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他们沿着由苏童们开辟的新历史和刘震云们追寻的日常化把话语进一步投向现实生存形态，以绝对认同的方式再现、复制庸常的现实人生，甚至首肯、鼓噪那些为实利而东奔西走的都市平民的价值形态。作为创作主体自身，他们普遍地放弃“知识精英”这一理想化的社会角色，撤离了自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坚分子的生存区域。对于他们，已没有什么抽象的理念值得终身厮守，更无需那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来充满斥心灵。他们所强调的关怀仅仅是对人的当下境域的关怀，对个体生存的物质幸福的关怀，而不再考虑什么“终极关怀”。尽管这批作家群的叙事心态在这种社会转型中也显示出某种躁动不安甚至焦灼疼痛，但那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感伤，而是唯实主义的失落，他们不是象以前的一些先锋作家那样为自身地位的贬值、角色的边缘化而抗争，而是常常为内心中的灵与欲的冲撞而狂躁。一方面，他们觉得把自己封闭在拒绝世俗的象牙之塔中是令人遗憾的；但另一方面，面对充满自由竞争和实利追逐的市场化经济现实，他们又难以找到与世俗共处的理想方式；他们挣脱了用道德的政治的或知识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的某些局限，但又陷入了用欲望对视现实的困惑之中。 这种生存观念的变化直接促使了晚生代作家的艺术观向物质层面的倾斜，使他们对乌托邦情怀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拒绝，而将叙事话语明确地指向纯粹世俗的生存现实。譬如何顿对以“个体户”为主体的新市民生存形态的狂热认同，刁斗、林白、海男对人性内在的非情爱的欲望的展示与张扬，邱华栋、张旻对都市文化游民的津津乐道，即使是象韩东、朱文等曾一度执迷于诗歌艺术的小说作者，同样也无法坚守那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精神而写出了象《障碍》、《我爱美元》之类完全为了满足人的某种外在感官的低调作品。这种从理性上对现实存在的自觉遵循，在本质上表明了他们在强调对生活现实的认同和参与之中，更向往那种世俗的物质幸福，而不再需要乌托邦式的人文关怀，不再寻求理想对未来时空的规化。 然而，乌托邦精神之所以至今不死，人类之所以还要时常提及这种抽象的形而上的乌托邦情怀，正是因为人类需要拒绝理想、情感、爱情、艺术、友谊等等生命特质不断被物化的命运。什么是乌托邦？乌托邦就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对存在目标的形而上的假设，是从未实现的事物的一种虚幻的表现。在审美心理结构中，它只是作家主体的假想之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精神理想的某种期待。也正因为这样，人类才始终在乌托邦的构想中保持了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理想。尽管人类对乌托邦的恪守很有点类似于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样颇显荒诞与尴尬，然而堂·吉诃德对理想的追求，可笑却更可敬，“理想之为理想就因为它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来引导、完善和改进人生，使之趋于完美”。[①]另一方面，既然人不可能绝对完美，现实更是充满丑恶和痛苦，所以人更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象征以示人可以被丑恶与痛苦所包围，但决不会轻易地认同它们，而能超越它们。人类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和所认同的价值。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珍视和坚持理想，并非以为理想终究要实现，而恰恰在于理想就是理想，而非现实或将实现的现实，乃是一种本质上的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实现与否，而在于它与现实的对立，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意义”。意识形态告诉人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乌托邦则告诉人们：存在的是必须改变的。乌托邦的一个建设性功能就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所以有人说：“乌托邦是人类持久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梦。乌托邦的死亡就是社会的死亡。一个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死去的社会。因为它不会再有目标，不会再有变化的动力，不会再有前景和希望。”[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