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碰撞始于中外民族的交流，因此中外文化的碰撞及相互吸收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在鲁迅看来，一个民族越强大，越有民族自信心，就越有吸取外来文化的气魄，如中国的汉唐时期；相反，一个民族到衰弊陵夷之际，对外来文化就因畏惧而拒斥。[①]。从有史记载至十九世纪中叶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互相影响是连绵不断的，但在这连绵不断中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因华夏文化优越而以夏变夷。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五胡乱华，蒙满入主中华，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华厦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严复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系统地、深入地比较研究中外文化的基础上，得出了西方文化先进于中国文化的结论、提出了在“体”与“用”两方面都应学习西方文化的号召，有力地批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夏变夷”的陈腐观点，他们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有力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学子，鲁迅与胡适就都坦言他们曾受到过严复的重要影响。然而，辛亥革命后国政日益腐败、国势日益衰微、民生日益困窘，则使严复、梁启超对西方文化有无进步性感到了迷惘困惑，保守主义者则乘机高呼恢复儒家文化一尊的口号，中西文化又一次正面碰撞了。以陈独秀为旗手，鲁迅与胡适都参加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一次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展开了冲击。在这次广泛、猛烈、彻底的冲击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个巨人，鲁迅和胡适都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作出了崭新的、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一 鲁迅和胡适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及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迫切性。 鲁迅和胡适从小饱读诗书，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因家庭生活的变迁与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又有着切身的感受。而国外的长期生活也使他们亲身了解到西方的社会制度与西方文化。当把中西文化加以比较时，它们之间的优差区别竟是那样巨大而鲜明。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是以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争论中，他们都一致地选择了后者。在论证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展开批判。下面我们先谈一谈鲁迅和胡适开展批判所选择的入口。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鲁迅，他所寻求的救国救民的根本之道是改造国民性。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性的卑怯、虚伪、保守的形成源于：一，封建专制制度，二、民族压迫，三，传统的孔孟之道的影响。而要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也应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民族平等都需要暴力，鲁迅不同于严复的是，他赞成暴力革命，期望社会进步加速进行。孔孟之道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文化思想，鲁迅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中把斗争锋芒刺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孟之道。 鲁迅在返观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中发现，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竟然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是强者凌辱弱者而弱者之间也相互欺凌的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只能分成两个本质上相同而形式不同的时代，这就是广大群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②]。鲁迅认为，中国文化就是维护这种专制制度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孔孟之道，因此，鲁迅对孔孟之道持一种根本性的否定态度。他的这种批判精神表现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始祖孔子，他说：“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③]应该说，鲁迅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尽管孔子有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言论，但究其实质，也只是治民众的策略而非真正为了民众。孔孟都重教育，但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教育的目的是把人教育成奴才。他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概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逢迎过蒙古人满州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④]鲁迅还指出，中国文化的影响使人变得死气沉沉，畏缩不前，“我看中国书，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⑤]。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只能使一个民族变弱，他引史为鉴，指出这样的史实，满人“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化，使他同化了。”接着又把目光朝向现实，向广大群众告诫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柔弱精神是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拜，像元朝和清朝一样。”[⑥] 正因为鲁迅认识到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奴隶哲学而不是被压迫民族最急切需要的自主哲学、斗争哲学，所以他没有为孔子的入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所惑，因为在鲁迅看来这些精神都属于浅层次，它同样可以为奴隶哲学效劳，正史上所歌颂的“武死战，文死谏”就是如此。鲁迅一生都崇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但对其作品中缺乏“反抗挑战”精神却表示了不满，并由此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文学所最缺乏的就是伟美之声。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可以是从植根于现实的根本精神的否定，也可以是数量上的全盘否定，综观鲁迅全部著作，我们可以发现鲁迅采取的是前一种否定态度。因为在民族存亡之际，孔孟之道所缺乏的正是现实所需要的抗争精神与自主精神，道家学说亦然。鲁迅晚年所写的《出关》与《起死》所表现出的对老庄思想的嘲讽就是他这一见解的具体表现。在鲁迅看来，儒家以柔进，道家以柔退，不论是进是退，柔却是共同的，它无益于社会的进步。正是从这一点上，鲁迅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作了根本性的否定。但是，鲁迅在许多文章中也指出，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汉化的佛教、中国的文学、美术中都有不少优秀的遗产值得继承和发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应作全盘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