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军旅小说家群的发展暨基本格局 总体来看，新中国军旅小说所走过的四十五年历程，与当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基本合拍。如果剔除其停滞乃至荒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并以此作为界标的话，正好可以切割为两个“十七年”即“前十七年”（1949-1966）和“后十七年”（1977-1994）；如果从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划分的话，则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活跃在不同时间段里不同的作家群落，即所谓“老、中、青”是也。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始终是中国军旅文学的主力军，也是当代中国小说界的重镇和劲旅，他们的繁衍壮大和冷热沉浮，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军旅文学和当代小说的演进轨迹。 相比较诗歌、散文、速写、报告文学等短小、灵活、便捷的文学体裁而言，小说无疑是一件笨重的武器。它在短时效、近距离地反映急剧动荡的战争生活方面，不免有些滞后或力不从心。当着我们翻捡一部现代（武装斗争时期）军事文艺史时就会发现，军旅小说实在算不上一个特别活跃和发达的部门。这当然是受到战时我军文艺队伍的基本素质和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以及印刷出版等等条件的多重制约。就前者而论，战时的军队还难以培养和产生出比较成熟的小说家；就后者而论，小说和它的表现对象之间往往需要拉开适当的距离。因此之故，红军草创时期的军旅小说几成空白就不难理解，由新文化运动催发的中国现代小说大潮一时还无法波及这块特殊的领域。即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抗战小说——譬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老舍的《火葬》、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等，也多出自大后方或非军旅作家之手，和战争生活、军人情感等等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膜，艺术上也还比较粗糙。此一阶段，军旅小说中臻于成熟的作品大概只有孙犁的短篇《芦花荡》、《荷花淀》等少许篇什。在轰轰烈烈铁流千里的解放战争期间，以反映快捷取胜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仍然独领风骚，刘白羽的带有相当浓郁的纪实色彩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是这个时期不可多得的军旅小说，而马烽、西戎的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就更是一个唯一的特例。简捷说来，从我军创建到共和国成立（1927—1949），其间二十二年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画卷还尚未来得及在现代军旅小说中得到稍具规模的艺术展开，它将丰富的矿藏和深厚的期望寄托于新中国。换言之，正是武装斗争历史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二者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 上、“前十七年”（1949-1966）的军旅小说（家） 共和国诞生伊始，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捷足先登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无形中便具有了新中国军旅小说开山之作的某些意味，因而格外为当时文坛所关注。随之逶迤而出的还有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的《活人塘》、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等一批军旅题材小说。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刻带来军旅小说园地的百花争艳。最直接的冲击因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战争再度成为全中国的焦点，战争也再度显示了它对文学体裁的严格选择，尽管一大批作家赶赴前线并且迅速收获了《三千里江山》（杨朔）、《东线》（寒风）、《突破临津江》（海默）、《上甘岭》（陆柱国）、《长空怒风》（魏巍、白艾）等颇有分量的中、长篇作品，但它们对于文坛乃至全社会的震撼力，仍然不如魏巍们的战地通讯（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和未央们的战地诗歌（如《把枪给我吧》等）来得深刻和广泛。当代军旅小说的真正繁荣，还在等待着一个更加安宁、稳定、祥和的生长环境。 朝鲜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大陆边境剿匪的胜利使新生的共和国最终挣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走进了和平的阳光之中。人们在欢呼胜利之余，在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共和国的建设之余，也常常不免沉浸于遐思：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何以诞生？她穿越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和万水千山？人民军队又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在这中间都有哪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人物？……人们渴望详细地了解这一切。仅仅读那些精短的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强烈愿望了，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能够更高、更深、更广、更生动、更传神地状绘历史风云，反映战争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质言之，五十年代中期的大陆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军旅小说的阅读期待与市场。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也正在悄然地形成并逐渐地成熟。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一批有相当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的资深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等；二是一批担任过部队文化宣传或战斗团队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吴强、曲波等；三是一批建国前后参军入伍的青年小知识分子，如徐怀中、王愿坚等。他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是战士，然后才是记者、宣传干事、宣传队员、文化干事、文化教员或者部长、政委。他们和人民军队一道成长，是战争的亲历者，是共和国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者。此前他们中间还少有人写过小说，甚至也缺乏文学和文化的准备，更不存当作家之念想。但是，刚刚逝去的炮火硝烟日夜在眼前闪现，无数战友的呐喊常常在耳畔喧腾，他们要倾诉——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倾诉对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感动，倾诉对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倾诉对某一个冬夜行军中那一串火把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小说。五十年代中后期相继发起的大规模的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建国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和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广泛征稿，更给这些倾诉者们加油添柴，推波助澜，并且提供了更加开阔深入的原始素材和更加优良的写作环境。至此，广大人们的“倾听”热望和一支潜在的军旅作家的“倾诉”热情，完全形成了一种呼应，一种“同构”，为当代军旅小说大潮的汗漫而出作好了充分的“蓄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