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一直都是不平衡的。近代以前，日本文学主要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又受到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评介却长期处于动态性的了解阶段，而这种了解对其自身文学的发展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30年代之后，正当这种一般性的介绍逐渐深入到专门研究阶段时，战争却又极大地阻碍了两国间正常的文学交流。战争的爆发不仅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点，也是两国文学交流的转折点。因此，日本战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一、最初的文学回响：对“五四”文学的介绍 中国新文学源起于1917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对这一文学运动给予关注的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博士，虽说这时已是新文学运动初起的4年之后了。 1921年，青木在京都编辑《支那学》杂志，在这一杂志的9、10、11号上连载了他写的《以胡适为中心兴起的文学革命》一文。这篇长达50多页的文章似乎要弥补时间的空白，对当时中国已有4年之久的新文学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其中虽不乏幼稚粗浅的看法，但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的几句评介还是很有眼力的。他认为“从小说创作来看，鲁迅是属于未来的作家。像《狂人日记》这样描写一个迫害狂的可怕幻境，标志着鲁迅迈进了中国小说家们至今还没有达到的境界。”与鲁迅的小说相比，他认为《新潮》作家群的创作大多是日本中学生作文的水平，而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也是不成样的东西。总之，他认为中国新文学作品大多是不成功的。之后，他还翻译了胡适的白话诗《我的孩子》，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第一次被译成日文公开发表。 继青木正儿之后，日本国内长时间再很少有人介绍中国的新文学。倒是一些当时在华的日本记者、学人借便承担了这个任务。其中贡献较多的是清水安三。 1917年，清水西渡北京，任《北京周报》的主笔。该报是日本极东通讯社在北京发行的报纸，主要介绍中国的一般状况。清水相当活跃地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把采访的结果写成《支那现代思潮与支那人物调查》系列报道，陆续在《北京周报》上发表。1924年结集成《支那新人和黎明运动》和《支那当代新人物》两书由大阪书屋出版，当时的著名学者吉野作造博士为此书写了序。清水的文笔很美，生动地评介了此时中国的新思潮及其中新旧人的具体状况。在有关新文学的介绍中，谈到了鲁迅、叶圣陶等人的小说。同时，《北京周报》的另一位记者丸山昏迷也翻译了一些作品，并着重介绍了鲁迅。 1922年，设在北京的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等人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这是被译成日文的第一部中国新文学作品集。大西斋当时是大阪朝日新闻社中国部长、驻北京的特派记者。此集分前后两编，前编收有胡适、蔡元培、康白情、郭沫若等人的四篇有关文学革命的论文。后编收有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田汉等二十几人的白话诗作。其中，编者在理论上给胡适以领袖地位，而在创作上则重视郭沫若。今天看来，这种评判还是略欠全面的。 此后，日本国内对中国新文学冷落一段之后，1926年由改造社打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这年的7月15日，《改造》杂志出版了增刊《现代支那专号》，收译了中国21位新进作家、理论家的作品、文章23篇。其中，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作家11人，作品13篇，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在理论方面，收10人10篇文章。虽说此刊的编辑方针和收选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偏差，但是改造社出版这个《现代支那专号》无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在当时也引起了中日两国文化界的一定重视。这个专号作为前一阶段的总结和下一步工作的开始，确实有点儿象征意义。 作为文学交流的第一个阶段，在1920年至1926年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给人总的感觉还是在刚刚开始，还很不正规，甚至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文学交流。肤浅、偏颇、杂乱是其中最突出的弱点。此时有关的译介文章、著作不仅数量极少，而且还处于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般性介绍阶段，有些还没有从整个思想文化的介绍中独立出来。清水安三的两部书如此，改造社的那个专号更明显。改造社当时为了编好这个专号，曾专门派记者来中国直接向中国作家采访、征稿，这应该说是有准备的，可是编出来的专号却不尽人意。在其所收的10篇论文中，除了西滢的《中国新文学琐谈》外，其它9篇都不属于文学评论。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的贡献》、陈望道的《中国女子的觉醒》、李人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特质》等也在其中。而且该号在编选范围上所显示的偏差更代表了此阶段日本对中国新文学介绍中的共同弱点，这便是对鲁迅其人其作的冷漠和隔膜。虽然青木正儿、清水安三、丸山昏迷等人曾介绍过鲁迅的作品，但后两人的文章、译作是在中国发表的，在日本国内却鲜为人知。而此后国内虽有几人著文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但却都未提及鲁迅，尤其是当时在日本极有影响的《改造》杂志，在其出版的那个专号中，甚至选择了陶晶孙三篇小说而却把鲁迅排除于23位中国作家、学人之外，则更是不能令人理解的。相比之下，胡适和创造社诸作家却受到了格外的推崇。此期间几乎所有文章、论著都论及到胡适，而且又几乎都把他列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人。应该说，胡适对于这种荣誉还是受之无愧的，但过分推崇创造社作家而忽视鲁迅及文学研究会作家却不能不说是个偏颇。1923年，村松梢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中国游记说到田汉和创造社，1924年出版《魔都》说到创造社诸人；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1926年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两篇文章，也主要谈到了创造社作家；而《改造》社的专号收入了郭沫若、田汉、张资平、陶晶孙4人6篇小说，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却无一人提及。这种偏向一直延续到后一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