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认为，由于海派和京派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不同，因而他们的艺术追求也迥然各异。海派文学明显地带有商业化特色，京派文学则具有超政治的艺术情趣。而那些提倡自由文学的中间派在国共两党的激烈对抗中理想终成梦呓。 关键词 海派文学 京派文学 自由文学 中间路线 京派与海派，并非由于文学社团的结合而形成的文学流派，却是区域性文化在文学上的反映。因此，它历史久长，品种繁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京派、海派之成为文艺界的话题，并且引起社会上普遍的注意，则是导源于30年代的京海之争。 从沈从文那篇有名的《论“海派”》文章看，京派文人是很鄙薄海派的。他认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而且还把它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贬义。这必然引起海派文人的反击，上海《现代》杂志主编杜衡、施蛰存等人都发表过文章。 平心而论，沈从文的指摘并非毫无道理。比如，他所说的下述种种行径，就的确是海派文人的劣点：“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自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但是，沈从文却看不到海派文人的长处，故一味遣责，认为宽容就是犯罪。而对于京派文人则甚为倚重，他们所有的缺点，也都算作海派作风。这就有失公允了。于是引来了鲁迅的剔皮见骨之论：“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精神，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况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况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之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 京海之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却是由历史形成的，不会轻易消失。虽然同样由于历史的变化，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内涵已与先前大不相同，但必然仍有其承续性。如何正确评价京派与海派，不但是厘清现代文艺思潮所必须，而且对认识当前的文艺运动也不无好处。 一、商品经济与海派文学 “海派”，在过去的生活用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如果说某人是“海派”，就是指摘他虚夸，不踏实、走野路子的意思。但野路是正路的歧出，对于正统必然有所背离。“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在打破封建的正统文化和正统文学的统治，从而推进文化和文学的近代化上，还是起了作用的。由于近代上海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也随之壮大，令人不能不加以正视。 要说“海派文化”＝“商业文化”，那自然缺乏根据；但是，“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却无疑是在商品经济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没有上海的十里洋场，没有上海繁荣的经济，“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是不可能成长起来的。 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中国并不自上海始。上海开埠以前，苏州和扬州都是商业繁华之地，繁荣的商品经济必然要孕育出适应自己需要的文化来。晚明的吴中画派和清初的扬州画派，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诚然，唐伯虎是受到科场案牵连，仕途路断之后，才走上自由文人这条路的；郑板桥等人也是官场失意，无心为宦之后，才到扬州卖画为生的。他们打破了“仕不经商”、“文人耻于言利”的陈规，明显地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 上海开埠以后，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取苏、扬、广州而代之，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刺激着海派文化的迅速发展。海上画派可以说是吴中画派和扬州画派的继续和发展，还有海派京剧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出现，都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动向。当然，早期的海派文化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如鸳蝴派作品就没有超越旧文学的范围，但是，鸳蝴派文学也显然带有正统文化所没有的东西，如：作家的职业化和作品的商品化。吴中画派和扬州画派的画家们在这方面已经开其端绪，但人数毕竟很少，而上海的商品经济则造就了大批的职业文人。画家不再是皇家的供奉，文人也不去追求官职，他们以写作、绘画为职业，以读者、观众为衣食父母。不受皇家的供养，易于摆脱封建正统观念；以读者观众的趣味是尚，却也难免走向媚俗。鸳蝴派文学和海派京剧的缺陷大抵由此而来。海上画派在正统文人看来，自然也是俗的，画品被评为“俗浊”、“柔媚”，即此之谓也。 上海十里洋场与苏扬经济区及内地其他地区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租界的存在。外国人在中国划地为界，且享有治外法权，这自然是一种侵略行为，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人提供了两个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一是就近复制了一种外国文化模式，促使中国的文化人见异思变；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块中国政府权力所无法控制的地方，这就为反政府的革命党和反正统的叛逆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许多惊世骇俗的议论都可以在这里发表，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也大抵设在上海租界。正是由于上海经济的发达，又有中国权力者所无法控制的地方，各色人等都纷纷汇集到这里。这些五方杂处的“移民”，思想上较少保守性，而有较多的进取性，再加上商业上开拓市场的需要，于是给上海文化带来一种求新求异的特点。晚清以来，文化上有许多新的事物，往往在上海发端，或者依托上海的物质条件而发展。如新闻传播业、冲击经史的通俗小说，主要都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启动标志的《新青年》刊物（原名《青年杂志》），也是在上海创刊的，后由陈独秀带到北京。而五四以后两个最主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虽然都不在上海成立，但它们的出版基地却都在上海。文学研究会是改造了商务印书馆原有刊物《小说月报》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同时也在商务出版丛书；创造社则以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为其出版基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文人汇集上海，因缘际会，才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1928年以后，政治重心南移，上海的文化事业也格外活跃起来。不但左翼文人在此出版了很多刊物，而且新月派的《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也在上海开办。还有一些以中间派面貌出现的《文学》《现代》等刊物也在上海出版。《现代》杂志的骨干们在现代主义艺术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与海派文人的求新求异趋向大概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