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以体验性为突出特征的时期。我曾在其它文章中说过，近年来，一种新的艺术思路和审美态度变得突出而显赫，这就是崇尚体验。小说经历着从注重生命体验（先锋小说）到注重日常生活体验（新写实），再到今天的逐渐转向文化体验的过程。其实准确地说，这并非一种纵向的递进过程，而是出现了三种乃至多种体验并存的局面，譬如所谓“极端化的个人叙述”，就是近年来刚兴起的。 严格说来，任何创作都离不开体验，“体验”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可是，当作家以主动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一种尚难把握的新旧交错的真实，亲历亲知，感同身受，充分关怀和体味，这种体验就可能绽放出新鲜的光彩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由于当代生活——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冲击，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浸在归纳的满足中，一些貌似稳定的观念会转眼失去稳定，这便使一些作者权且放下归纳的欲望，去体验急遽变动的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但体验的方式又因作家主体对生活的态度，观照生活的角度，强调的侧重点，以及深层体验的向度而有所不同。若干年前，当先锋作家为回到语言本体和回到生命本体而呼喊的时候，他们对其处身的那个时期的文学而言是确实带有先锋性的，因为一向被忽视的生命意识、生命本体及其矛盾、相应的语言方式开始得到了文学意义上的尊重；当新写实作家呼唤“回到事物本身去”的时候，当新体验作家号召作者必须亲知和亲历的时候，他们也各在其时走到了前面，因为当时我们太需要正视生存本相了，太需要剥离外在的附加值，让更本色的真实直接呈现出来了，也太需要作家像普通人一样充分地体验急遽变动的生活，哪怕暂时弱化了理性判断力也不要紧。现在，我们对已有的创作明显感到不满足，发现不少作品对人物的描写仍停留在性格表层特征外加弗洛伊德情结上，一个个好像里比多过剩似的，很少能揭示出人物灵魂中强大的文化之流，于是，仿佛就为了弥补这种明显的缺憾，一些新的作品出来了，它们以其善于将时代精神的体验具体化为对人物文化心理裂变的体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今天，很多作家都感到，也许情节不难找，故事也不难编，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创作主体对所写人物缺乏深层体验，换言之，缺乏文化体验。何为“文化体验”？似很难一句话说清，至少它应是一种越过了故事和人物外在性的深层体验，它能把历史和现实、政治和文化、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种种体验，聚结到人物的文化心理的视屏上，于是它选取了“文化化”这一更为综合和混沌的视角，使作品不再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而以呈示灵魂的方式出现。它注重对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物的心理变异的感受和表现，它要求作者从深层次的时代精神的走向中找准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支撑点。对文学来说，把人的存在状态及其精神内质投置到新的思考维度，把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类性和精神特质深刻揭示出来，乃是高品位文学的标志。为此，有无相应的文化意识，以及相关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意识，便十分重要。 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书写个人体验和极端个人化叙述”的一脉文学。它之成为一股时尚，一种新文本，是因几个年轻的女作家当了先锋，如陈染、林白、海男等，她们以展示极端个性化的生活和心灵为目的，陈染的《私人生活》的书名，就恰好可以作为这一派创作的隐喻，那就是，它既是极其个人化的，又是当下现实的形态。这部作品写来灵动飞扬，不乏哲学智慧，但个人化太彻底了，反而导致了艺术上的随意性。这样的作品，也许因为它是当代文学的“死角”，令人蓦然想起30年代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曾给人带来的耳目一新之感。然而，90年代毕竟大大不同了，毕竟是讲究个性，尊重个性的时代，女性创作不再是压抑下的呼号，于是她们多从女权入手，抒写新的体验。它们目前尚处在生长阶段，过渡阶段，作为文学的一脉，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这方式如不与历史主义的方式相沟通，大约会迅即成为枯萎之花。她们中人不是没有企图在个人化与历史主义之间搭一座桥梁，例如从题目上就可看出，用了“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空心岁月”等等，就先给人以历史的和社会的诱惑（生活、战争、岁月），力图使之既是个人化的又是历史化的，既是女性化的又是时代性的，可惜，就大部分作品来看，结合得并不很成功。其实问题何限于女性作家呢？又如新起的韩东、张旻、刁斗、鲁羊等人，确也展示出一种较新鲜的艺术天地，他们是以纯个体化的体验，绝对个人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对这些作品不太好复述，也不好解释，它们具有生活个体化的丰富性，多层次性。不过，不管作者本人意识到与否，在个人化叙述与形而上主题之间，横亘着一个时代精神、社会意识、集体无意识的艺术构成问题。多年来，我们的许多创作，旨在揭示民族寓言、集体无意识，也即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但突出的问题却是怎样更新艺术形态和艺术手法。现在的一些个人化叙述的作家作品，从作品本身看，不乏精彩之处，但放到当代文学的大格局中就显得份量不足，主要是缺乏时代性的深邃体验。他们若要扩大自己的艺术世界，就必然要迂回地向时代的精神体验靠拢。这是因为，从世界文学来看，欲写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涵量深广的作品，离不开这一河床。 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一大批作家处于从生命体验向文化体验转化的趋势。随便举个例子，就说最近发表了中篇《天缺一角》的山东作家李贯通。这些年李比较关注时代的人文精神问题，他的《乐园》，有种天人合一的大文化观的气息。在他看来，人的中心意识不必太强，其实一切生灵，无论赋有植物性还是动物性，都是血肉有情之体，都是平等的，人只有抱着这样的自然观、人生观，才可能产生回归乐园的感受，才能找到可靠的终极关怀。如果说《乐园》更像一则寓言，更注重体验生命，又故意添加了魔幻气，那么，《天缺一角》，就完全回到了生活流之中，是现实主义精神很强的作品，尤其突出了文化体验。按说，文化馆里诸角色的生存相，其窘迫状，在早期的新写实作品中已有人生动地描写过，不怎么新鲜了，但读者却有极新锐的刺激，原因何在？盖因作者并不停留于现状，而将一切归结于对人的文化精神的思考。天缺一角，缺哪一角？缺的正是精神、理想、信仰、真善美，这些能把人提高的东西。小说中汉画像石的缺了一块和于明诚之离去，自有深刻的寓意。天缺一角最大的艺术长处在于，写出了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但也有败笔，如1936年我军为追画像石牺牲了三个战士，又如“文革”中，造反派为寻这块石头掘地三尺，都有些牵强，因为那时不可能有那样的文物意识，只有于明诚其人，才具有真正的文物意识。我们强化文化意识固然好，但也要避免为文化而文化的写作，那同样会失去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