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引述了马尔罗的一句话：“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1）]。哈罗德布鲁姆用六种“修正比”来表明文学写作这条漫长血脉上大家族里后辈对前代人艺术影响的反抗形式[（2）]。这册书详细地讨论了上代文学典范对后代人创作上的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下的修正、反抗与突破。这本才华、奇谈和无端推测杂揉一处的著作，可以为我们观察当代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的某些情况提供一些在我看来至少是有益的启示。就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我们当然可以在拉开距离的情况下（这是否也是“影响的焦虑”呢？），讨论一下类似的话题，比如这种类于严父般的情况也可以用来隐喻中心区域的写作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的关系、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政治、经济、文化的散布是这样的不平衡，几乎没有对称性。当一部分城市人为子女的肥胖症而焦虑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的儿童可能因营养不足发育不足。同样是中国的“小皇帝”，一部分孩子正逃离钢琴，另一部分孩子则可能因很小的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此文将特别使用“大国”这个词），但比起内部发展上的差别距离而言，这种“大”的概念又几乎可以放大许多倍：要完整地了解她的细节几乎需要惊人的洞察力，泛泛地概括没有实际的意义——每一种简单的归纳都可以导致几何倍数的相反归纳，而且这也是就物质、经济的指数而言的。如果说到心理的和认知的状况，可能更为复杂。在今天，即使是处在大致相同的环境内、比如同一座城市或同一个家庭，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也是如此的不同。你可能从没有去过高档的夜总会、歌厅，但有些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小群体早已离不开那个灯红酒绿的欢乐窝了（不要忘记，因此也显得格外醒目）。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了解对方，即使住在同一个单元，我们也只能眺望。如果处在一个完全透明或完全不透明环境里，影响的焦虑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关键是目前这种半透明状态，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又不完全清晰、不完全了解，好象一架焦距不对、镜片配错的单筒望远境，那才真是焦虑万分呢。 说到“影响的焦虑”，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刻，中国的作家们所面临的首先是职业的焦虑——如果写作也可以算作一项职业的话。本雅明曾把波德莱尔时期的作家们——当然指的是他所认定的贫困潦倒而不识时务地挽留传统习性的作家们——称为拾荒者、波希米亚人和游手好闲者。“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希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会同情那些动摇着这个社会的根基的人们。他在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他有许多同志相伴，他们同样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同样尸冷战场。他的胡子垂着象一面破旧的旗帜”[（3）]。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失去了伯爵和贵夫人这一传统的“艺术保护人”的庇护，已经从过去的精神贵族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进入漫长的失意时代，如同珠光宝器的工业社会内部的废墟，留下一分忧郁的和伤感主义的情感。他们中的一部分加入文化工业的行列，加入专栏作家、广告人、通俗文艺生产、出卖影视剧本、撰写流行歌词等热门市场中的文学交易中（波德莱尔所言的“为钱而干的缪斯”），“这些作品轻松自如的描写风格，投合在柏油马路上拾捡花草的游手好闲者的风格”[（4）]。但无论那一种人，都在事实上被呼啸而来的机器冲击到社会的边缘，成了真正的闲人和多余者。我们今天的情况和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当然不同，尽管在现象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的文人一向是被“养”起来的（据说专业作家制度在今天只存于中国和朝鲜），他们在经济上远没有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不要说与大部分农村里的农民相比较，即使与城市里的工人、机关里的小职员和大量事业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相比较，如果说不是更优裕一些的话，至少也不会更差。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判断上，许多文人一脸悲切的“诉苦”是一种夸张的文学风格。其实即使与他们自己的过去相比较，也决不是变得更坏。那么，这种普遍的职业感情和失落的背后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社会有了“先富起来”的一群，这个小群体在12亿人当中在统计学上简直不成比例，但在社会学上却有着非凡的能量。它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生活还不如意，特别是对于一向感觉良好、习惯于把自己临驾于大家之上、敏感自尊而又自视甚高的文人而言，特别具有冲击力，使作家们处于强刺激的威胁与焦灼之中，感到自身生活的经济指数如雪地里的水银柱急速下降。二是因为在以经济为重心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市场喧嚣的窄街中，文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疾速的物流使他们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们沉思中的美梦。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被“降格”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不再是如过去那样长期处于社会的“发言席”和“代言人”的位置上。特是回忆起80年代初期的文学轰动，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把非常的情况当作长期的的适用性加以期待。这样一种物质的和心理的因素，造成对写作职业的的严重焦虑，使文人队伍迅速分化。 对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这种职业的焦虑也是同样存在的。理论上讲由于地区差距这个重要因素，焦灼的压力应该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环境的封闭和商品化程度的相对不足，情况反而要好一点。在这里，“次一等”的存在反而使写作职业保持了尚未褪尽的余辉——因为它从来也没有象中心地区那样曾经辉煌过。当然写作队伍的分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向京畿和沿海地区地流失，在这个现象背后，更多的因素是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如同许多自认为既有样子也有嗓子的青年男女流窜北京广州一样，去那里是为了摆脱缓慢的自然的成长过程，找到一个加速的、人工化的“孵化器”——但求速荣速死。这样在北京和广州就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流浪作家队伍。他们更象是本雅明所言的游手好闲者、波希米亚人和大城市的“拾荒者”：租居于低矮狭小的四合院民房里，白天流窜于各类严肃或通俗的文艺、生活类报刊所在地，偶然作为补弃的力量混迹于当地人组织的沙龙，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时孤独寂地操持自己的行当，“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6）]。在一些偏僻省份的中等城市里，也或多或少地糜集着一支流浪的队伍，他们是从更偏僻的小城和乡镇走出来的，如同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街巷里的修鞋人、秋天田野里的“麦客”，是一支真正的“游牧者”。他们白天为报纸打工，是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不知底细的人很难从中看出他们与正式人员的区别，在夜晚他们则继续开始已经中断的写作。他们在远方有一个真正的家，那里还存放着他们过去的东西，包括户口、档案、工资关系以及老婆、孩子。但他们已经无法回去了，既然已经呆在了城里，乡村就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离家出走，进入市场，第一个企图是为自己确定一个方向——生存策略在这里高于对缪斯的忠诚。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如同“西洋景”，他们如同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观光客，始终停留在表面，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张望”，“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新的环境中断了写作者以往的写作，但对这些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来说，写作是中断之后的再次中断，是众多“张望者”之中最为严重的“张望”——他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未来也不见得有可靠的指望，他们浮于半空，无法得到安宁的沉思，他们生存的节奏由无数根无形的小绳操纵着，如同一个傀儡，停下来就意味着散架和收进木箱。他们也无法拥有自己的体验，是“体验的无能者”，在当代浮光掠影的生活中，他们最为典型。 二 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种见解：知识、权力、金钱、职业、名誉、爱情等等这样一些看起来十分重要、束缚或值得人用一辈子去自己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人性、心灵状态和他原来的形象——这些东西至多能起到一种修饰、遮掩的作用。使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非他本人愿望和周围环境所要求的那种样子的神秘力量，其实就是他的经历——特别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现在的生活性质的迅速变化，已经使“过去”有世纪之遥，好象一颗大树被连根拔起，我们已经中断了和记忆、经验和经历的联系。这使我们看起来象自己的“外乡人”，被定义为两个不相同的部分，一半沉睡于黑暗的往事，一半被密密麻麻的人潮裹挟而去。“深处是人群”，人群成为最后的“家”，成为最后的“庇护所”，只有在人群中我们才感到安全。对于偏僻省份而言，人群仿佛是溃散后越来越稀少的那种样子，在更偏僻的乡村，人终于裸露出来，这远方流放者充满命运感的过去，还使自己保持了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不致于被外力一刀斩断。这种基本经验的区别，使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在风格和性质上，明显与大国的中心地区和沿海地区拉开距离。比如那种现代派、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新感觉与新体验以及新状态、后现代等等，从来没有在这里形成风气、占据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