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王安忆的《长恨歌》开始在《钟山》上陆陆续续连载着[①a]，我也断断续续地读着。本来，对王安忆，特别是对《长恨歌》，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话好说的，这只是一部有趣的小说而已，一些人物，一些情节，一些议论……看过就忘似地从眼前流淌过去。可是，这一次的阅读经历却有些不同，因为是读连载，自然不可能一气呵成，间隔的几个月里，随手乱翻其它的杂志，没料到竟然好几次和这小说相遇了：回答来访者的提问，王安忆自然要谈到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②a]；而在一篇关于“上海女性”的文章中，她则强调：“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③a]；王安忆甚至在写“穿一身女式人民装的苏青”，“那人民装也是剪裁可体，并且熨烫平整，底下是好料子的西裤”，亦要特别点明：“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①b]……一次次的邂逅使我的阅读变得方向不明，莫衷一是。很显然，作者先入为主的种种说法往往会改变我们对作品的期待，最终我们将按照某种预定的方式或准则去阅读它，评判它。遗憾的是，我并非一个轻易能被驯服的读者，如果说上述种种说法标识出一条条通向小说文本内部的通路，我倒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条条通道上游荡闲逛，而不想匆匆忙忙地直奔作者老早就预设好了的目的地。因此，当我用笔将阅读中散漫的思绪记录下来时，我发现，这不是一次慢条斯理的细读，像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S／Z中那样，用两百多页的篇幅去分析巴尔扎克的一部短篇小说[②b]，而是一场杂乱无章的对话，各种各样的“先入之见”纷涌而至，来自作者，来自叙述者，来自小说文本，甚至来自我自己……从这里不难看出认同的趋向，离开了这些对话伙伴，我必将哑口无言。但更多的是搏斗的痕迹，众声喧哗中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名读者，我只是把自己百感交集的阅读体会告诉你，也算是对《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吧。 传闻 据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动机来源于一件街头传闻：一位昔日的上海小姐被一个不明来路的青年谋杀了，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因为钱。这类谋财害命的事情常常遮遮掩掩地出现在晚报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成为单调乏味的城市生活的一个点缀，是人们茶余饭后最有趣的谈资之一： （长脚）说着时下流行语和街头传闻，天外奇谈一般，叫人目瞪口呆的……王琦瑶却大开了眼界，真不知道在这城市夜也平常昼也平常的生计里，会有着烧杀掠抢，刀光血影的。心中半信半疑，就当故事来听。一顿饭有声有色的结束…… ——《长恨歌》342页 即使因了“上海小姐”的缘故，也不过平添几分香艳和诡秘，倒是编三流侦破小说的好材料。可王安忆偏偏相中了这个故事，要用它来写一部小说，一部关于“城市”的长篇小说：“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③b] 想来也不奇怪，小说和传闻本来就有着天然的联系，所谓街谈巷议之语，凡夫庸妇之言，便是“小说”了，不登大雅之堂的。以前的勾栏瓦肆，说的便是烟粉灵怪、朴刀棍棒之类，直到本世纪，报刊还常用“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或“……一切琐闻轶事，描写尽情”之类的语言为小说作广告[④b]。这里面自然有市民趣味在起作用，但王安忆的选择却不止于“趣味”。像那部描写良家妇女堕落成妓女的《米尼》，故事够“趣味盎然”了，可她一开篇就是“这一天里，其实布满了征兆”，谁也逃不过去似的，都被命运捏在了掌心[⑤b]。“上海小姐”的故事是一场繁华旧梦，即使再落英缤纷，也不免落了窠臼。王安忆的用心处其实并不在故事，她更醉心于故事后面的情态。吃着饭，说着传闻，这顿饭便吃得“有声有色”了。触动王安忆的是这些“声”和“色”，至于传闻说的是什么，她听过就忘了。她以为，这城市实打实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声”和“色”作底子的。于是，常常逸出故事的轨迹，径自去写这个城市，追摹着那些流淌在城市空气中，游荡在城市街道上的“声”和“色”。 这“声”“色”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它不是江山易手、山河变色的一类，倒有些像程先生为王琦瑶照的相片：“每一张都是有一点情节的，是散乱不成逻辑的情节，最终成了成不了故事，也难说。”（《长恨歌》81页）若说有情节，也不是柳敬亭说书式的“纵横撼动，声摇屋瓦”，而是苏州评弹咿呀呢哝的儿女琐事。可莫要小看这琐屑细微的儿女事，多少繁华热闹都如过眼云烟，待尘埃落定，屹立不倒的仍是这细末人生。一座城市，不过百把年的历史，由荒凉的渔村而繁华的都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该由历史学家记录在案，他们要完成的是一部真正的“大说”。小说家不画通衢大道，专绘弄堂闺阁；不修正史官书，专录流言蜚语；不写大人先生，专描女儿小姐。那小说也就成了“流言”一类的东西：“流言是混淆视听的，它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并且是从小处着手。它蚕食般地一点一点咬噬着书本上的记载，还像白蚁侵蚀华厦大屋。它是没有章法，乱了套的，也不按规矩来，到哪算哪的，有点流氓地痞气的。它不讲什么长篇大论，也不讲什么小道细节，它只是横着来……”（《长恨歌》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