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革”中的遭际，在诸多受迫害的作家中，是非常凄惨的一个。关于他的磨难有不少传闻，有些细节今天难以想象。人们常爱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批斗他时，他被架上用三张桌子搭叠起来的台子，最后被一个批斗者猛掌击下。关于这次批斗造成的后果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两根肋骨被摔断，肺叶被折骨戳破；也有的说是摔坏了髋骨。到底是肋骨骨折还是髋骨摔坏，似乎已经没有辨析的必要，反正他是在这次批斗之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并在痛苦折磨下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是在1970年走到生命终点的。这一年9月17日，他又一次被押到批斗会场。一天前，他刚刚度过他的65岁生日。不过他是在一种寂寞无奈的境地下度过的，没有欢乐，没有温暖，只有阵阵凄凉弥漫于监禁地狭小的空间。他何曾料到，这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他已经不能行走，甚至爬行也无力做到。他被强行架到了太原当时最大的湖滨会堂。于是，在《赵树理传》（戴光中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里，我读到了几乎令人窒息的描述：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取批判。然而，每一个批判者，雄赳赳地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是“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听到这一声声吆喝，赵树理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困难地弯下腰去。……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两腿索索颤抖，过了半个小时，就一头栽倒在地…… 尽管晕倒在地，赵树理仍然没有被送进医院。五天之后，当他再次病危，不得不送进医院时，他的生命之火已经黯淡，几个小时之后就将熄灭。这位曾经被誉为他的时代最有典型意义的作家，这位创作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等作品的人，留在儿子记忆中的最后一幕，却是这样一个场面：“父亲一脸惨白，浑身颤抖着滚在床上。见我过来，他抖索着伸出左手来，铁钳似的抓住我的一只手，死命地摇晃起来，嘴张了几张，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噜呼噜打响——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 …… 1965年10月，晋东南地区在长治市举行“戏剧观摩汇演”大会，赵树理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最近，我看到些剧本里，你写是英雄人物学‘毛选’，他写是模范人物学‘毛选’，灯光一照，‘毛选’一翻，念上几句后，思想通了，矛盾就解决了。这叫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上级领导部门对编剧人员不要给定指标，更不要搞突击，比如一年编三个大剧，三天突击一个小剧，这样的领导叫外行。”“最近下乡看了几次戏，不是学‘毛选’，就是开会、积肥、担粪，你把台上搞得‘臭烘烘’的，谁还愿意买票看戏呢？这样的戏把观众都看瞌睡了，旁边有人问他，你怎么睡着了？他说：‘白天我担粪，晚上看担粪，因为白天担粪担乏了，所以晚上乏得不能看。’对于观众的这些反映，我们搞戏剧工作的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 持这种态度的赵树理，被时代淘汰已成为必然。尽管他也曾出色地配合政策，讴歌时代，但过去毕竟属于过去。在60年代的中国，既然不能提供当时所提倡所需要的“英雄人物”，既然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小说的主线来构思，那他就该将曾经拥有的位置让出来，这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位农民作家浩然。把赵树理和浩然进行一番比较，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而彼此之间创作观念的差异，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乃至“文革”中命运遭遇的截然相反，有着许多令人感慨令人思索的东西。 浩然和赵树理有着相似的生活经验。他也成长于农村，从田野里走来，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和热爱。不过，创作观念却完全不同。赵树理总是执著地认定，应该尽可能地根据现实中发现的、感受到的生活来创作，而不先入为主地根据观念来创作。他的成功源于此，而最终被摈弃也源于此。与赵树理不同，浩然从50年代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就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创作观。一位与浩然差不多同时走上文坛的作家，曾经对我讲述过一件往事——“文革”前浩然在一次介绍创作体会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构思小说时，对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常常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设想。譬如，到商店去，遇到一个营业员态度特别恶劣，甚至挨了骂，但在写小说时，我就设想遇到一个好营业员，对人如何热情如何周到；一个生产队员懒惰消极自私自利，我就设想一个勤劳积极大公无私的形象…… 第一次听到这个掌故时，我还以为是那位作家的一种幽默的调侃。但当我读到“文革”中浩然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看到他以类似的表述介绍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我才相信这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浩然恰恰表现出与赵树理的本质区别。赵树理在1965年不断受到批评的情况下，仍然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浩然那里却不然。观念远比生活更为重要。我想，这样一种将观念置于生活之上的创作方法，恰恰是理解浩然、认识浩然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样的创作方法，他才有可能适应新的需要，才有可能将“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来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出赵树理无法塑造出的新的英雄人物。 我们不难看到，浩然早期的作品，还带着田野的清新，展现出与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农村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北方农村生活形态。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作品，也没有赵树理作品中“中间人物”们的复杂与无奈，也没有赵树理在实际生活中对种种存在问题的忧虑和思考。到60年代的《艳阳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便成为小说的基石，所有生活和人物的调动，都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文革”中创作的《金光大道》，则在一个特殊时期达到用观念主导创作的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路线斗争”也好，“三突出”也好，都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至于那部描写西沙之战的小说，则纯属“听命之作”，只不过为“文革”这个特殊时代留下一个文学的怪胎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