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整个新时期将近20年的文学发展，一般都以80年代末来划分前后两个阶段，与前新时期相比，后新时期文学分化剧烈，没有主潮。 没有主潮的文学是相对自由的文学，边缘化的地位能产生边缘化话语。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边缘化话语的涌流，自由自觉创造性活动的展开，前提条件之一是，依赖于摆脱载道工具的后天宿命的完全自由形态的文学，一种非逻辑的精神表达方式，其源头不在《诗经》和《楚辞》，而在解构了政治功利主义原则的庄子散文。后新时期小说里，张炜为之意醉神迷的故土野地和那个仿佛遗世独立的“小村”；贾平凹意象世界的商州山水和“云层上面是阳光”的生命境界，那种乌托邦寓言式的精神寄托方式，其历史端绪正指向庄子。 然而，自由是一柄双刃剑，过分“失轻”的文学难以承担起存在之重。当价值成分被大幅度抽取出文学话语，当无情的解构超越了一定的限度之后，文学也就失去了它虚实相生的天空和大地。更何况，在大多数作家那里，“自由”目前还只是个奢侈品，是个“远方的金苹果”，受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经济又成了他们“巨型话语”的诠释对象。故而，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便造成了文学“持续多年的精神恶化”（王晓明语），这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缘此而发。 对“精神恶化”现象的感受竟是如此普泛，致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卷入了这场讨论，人们有理由对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小说表示不满，在市俗化、商品化、非意识形态倾向和浓重的后现代情绪造就之下的文学风景线里，语言的膨胀过剩和意义的萎缩消解已是一种明显的趋势，尽管我们明白，短短几年的文学，实质上仅是一种对旧有的破坏，是一种发展、变革的极其重要的过程，但是作为文明社会的当代人类，总要有点什么精神，不可能也不应该丧失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忘却对人生存在、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解构如果仅仅是作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对立的一方对解构的企图表示怀疑，则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拒绝了一切，也就拒绝了人类自己；如果毁灭了一切，也就毁灭了存在之境，文学不可意识形态化，不可道德伦理化，但还应该有些认真思考，因为文学最终还是写人和作用于人的。 应该承认，对文学来说，价值尺度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发展。我们固然不满意一些虚无主义的作品，但也常常对那些以圣主的口吻来对凡俗之众发布严法峻律的“教谕”式作品敬而远之。因此，在大讨论中张承志那种对绝对“清洁的精神”的召唤难以和大多数人产生情绪上的真正共鸣，也就势所必然了，人文精神的合理尺度，的确在于“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需求”。 [①]作为概括性的提法，我认为现在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古典主义情怀，它是对我们整个精神状况的深刻回应。 对于古典主义情怀的认识，首先它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价值，所谓传统性和现代性这种形而上的机械的两分法，是难以框囿住它绵延不绝的时间界限的，古典主义情怀的某些部分，可能产生于古代，但它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比如我在下面想要针对后新时期小说予以具体分析的人间温情、世俗关怀和价值追问，这些由中外古今伟大文学艺术融铸而成的生命意向和价值热望，就是亘古难绝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典主义者，在杰出作家的创作中，总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即发生在我们所称的“古代”，另一股则蕴蓄深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经受过岁月风雨的洗礼，其中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就留存了下来。更何况，不同的时代形态和历史结构，里面一些必然元素，又能有多少差别呢？“倘若历史总是重演同样的事件，历史就会是无聊的。倘若历史仅有千差万别的形态，历史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于是乎，也同样就会是无聊的。历史在陌生中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饶有趣味，人们在历史中挖掘得愈深，历史就愈具有典范性；最后，人们达到永恒人性的层次，在这里，事物虽然披着绚丽多彩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循环往复的。”[②]虽然我们难以完全赞同这种历史循环论，虽然我们承认人都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生物体，但我们必须接受某些人性的永恒存在，接受某些人性的典范性稳固性，包括在喧嚣时世中的怀古情结。因此，这种由历史存在积淀而成的无尽情怀，沟通了现在和未来。反过来，我之所以不用“永恒的情怀”这个更为直接的字眼而采用“古典主义情怀”的表述字眼，是因为它能产生类似于萨克斯管音乐所给人的温馨感受和悠长的回忆。 其次，古典主义情怀更多地诉诸于人的情感，它固然不乏某种理性因子，但绝非时下所称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的倡导，目的在于“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针对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的普遍现象。[③]这个口号的目的和出发点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其具体的意义指向却不适合于文学艺术。不错，过度的对非理性的追求确会导致意义和价值的解构颠覆，但是，归根到底，“艺术活动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作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别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④]这无疑暗示了文学的基本指向：感性、情绪、本能、直觉、冲动、潜意识，而这些是与理性精神原则相反的基本指向，充满感性的文学话语将使个体生命在理性的窒压下恢复其应有的柔软和弹性，也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在这前提下，作家从另一种意义上承担起社会责任，他“更多地作用于分散的个体，并且在心理学的范畴内起作用”，他“为社会保存了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精神向度，另一种尺码”。[⑤]倡导“新理性精神”者，有必要回想一下欧洲中世纪理性时代文学的黑暗命运。在公元四世纪到十三世纪约一千年里，理性哲学变成了蒙昧神学，这种神学体系排斥和仇视世俗的文学艺术。我们现在的文学艺术，刚刚从文革时代的政治一元化阴影下摆脱过来不久，才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虚幻走向实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虽然步姿趔趄，不如人意，但是与那种无我无欲，扼杀基本人性而秩序井然的蒙昧时代相比，总是进步了。故而，为了让文学在感性的天空里更加自由地翱翔，为了使文学承担起部分价值责任，有必要提倡文学的古典主义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