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具有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被文学界指称为文学的“新生代”。最近华侨出版社出版了“新生代小说系列”，有8位青年人的作品入选，他们是徐坤、何顿、毕飞宇、鲁羊、张旻、韩东、刘继明、邱华栋。 在霓虹灯下破土 “新生代”的出现，可以说与纷繁变动的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有关，是对前几年的“先锋”小说创作的一种反拨。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替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市场不仅成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轴心，还影响和改变着国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以及趣味爱好。文学从单一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而逐渐拓展为审美娱乐等其他功能。人们说“文学回到了自身”。文学从喧哗走向平静、淡泊，逐渐趋于个人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便出现了“先锋派”小说的写作。 “先锋派”小说的特点，与当前的政治经济生活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呈现出一种自由的个人创作状态。小说打破了以往程式化的东西，作家们热衷于在形式上进行种种花样翻新的艺术实验。代表作家有马原、苏单、格非、北村、余华、孙甘露等。形式的实验带来情节的淡化，小说便显得晦涩难懂。“先锋”小说的致命弱点是：过多的历史题材，使作品逃遁到历史之中，大大遮蔽了它们直面现实的锐气和可能性；技术自娱的倾向，带来形式上的刻意追求，而消解了内容的深度。于是评论者呼吁：先锋作家应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当代性，回到自己所在的生存现实上，深情地注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传达一种真正对我们时代有用的声音。 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改革的节奏加快，社会呈现急剧变动的状态。经过80年代中期以来对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派别的模仿，中国小说的目光，终于被90年代经济转型期纷繁的现实生活所吸引。人们纷纷亮出新的旗号，表现出对现实的一种回归。先是“新写实”小说，从切入现实的角度对形式主义的艺术实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拨”。《上海文学》的“文化关怀小说”，则是“对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反思。”《钟山》等刊物倡导的“新状态文学”，被解释为“书写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情感的当下状态。”《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更是把“亲历性”和“真实性”作为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追求。至此，关注现实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方向。 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新生代”走入文坛。他们更是以反先锋的方式出现，让自己的作品重新回到朴素的情感状态，“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 “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们 留大胡子、看上去疲惫不堪的何顿，原名何斌，湖南长沙市人，1958年12月出生人。有评论者说，何顿的小说“使九十年代小说如释重负，毫无顾忌，真正回到了现实生活的本真状态。” 何顿的小说几乎全部在书写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写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个体经济小商人的故事。《弟弟你好》中的弟弟，包了家歌舞厅发了财，立即由落魄的小学教员摇身一变为春风得意的经理；《生活无罪》里的那个何夫，被一条骆驼烟打中，被店主屋里的摆设所震撼，几天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去给店主打下手。《太阳很好》讲述的是一个走向商品社会的女性所遭受的情感挫折的经历。金钱使宁洁丽的家庭瓦解，而她本人也经不起物欲的诱惑，投入龙百万的怀抱，继而演义了一个九十年代“始乱终弃”的故事。龙百万是中国原始资本积累时的成功者，敢冒险，自私、冷酷、背信弃义，却是人人顶礼膜拜的英雄。龙百万这一类人在为中国经济起飞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搅乱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无所谓》里，何顿令人惊异地写出了一个文化人在这个时代的命运遭际。李建国，是“我”的学生时代的班长，他的出众预示着必将成为一个未来的文化精英。可在现时社会中他却一再落伍、碰壁，去给那个学业很差却当了暴发户的同志当打工仔，最后沦为卖鱼的，死于非命。何顿用平实的笔法揭示了一个尖锐的道理：这个时代任何人如果还设想通过文化来谋取生存之道，则注定了是个悲剧。 何顿在小说语言上平铺直叙，没有艺术上的任何雕饰，他只是回到生活事实中，认真地写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受，于是才有了这种直接还原生活现场的叙事。他对个体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面目不加任何修饰的刻画，使他的小说在九十年代文学潮流中“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原始积累时的勃勃生机，金钱与肉欲，消费的快乐、奔走和殴斗……，它为读者提供了历史转型期所特有的五彩缤纷的社会画画，以及种种错位的生活情境。 眼镜后面藏着一对机智、狡黠眼睛的徐坤，被称为女王朔。这位1965年出生于沈阳的青年女作家，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任职，有学术论文数十万字，并有译著《泰戈尔诗歌的意象》出版。1993年才开始发表小说，其《白话》、《先锋》随即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获奖。 学者的身份，决定了徐坤小说多是以知识分子的当代生活为题材，她笔下的知识分子正处在90年代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和矛盾之中。《热狗》这篇小说，是在没落的研究所与新兴的商业化都市对举的背景中展开的：长安街上的巧克力大厦，海关大楼，国际饭店，还有凯莱、建国、王府、皇冠，越发衬托出“棺材大楼”（指社科院大楼）里的确良衬衫的古板和寒碜。凡是带点文化味儿的地方，一点点全给蚕食没了：拆了长安大戏院。这吉祥戏院也没保住。“棺材大楼”里的人眼看都吃不住劲了，扑腾扑腾的往外跳，好象下海就有鱼。“五十郎当岁”的陈维高为了出成果、出专著，点灯熬油，累得差点得了脑溢血，终于在学界站稳了脚跟。然后为晋升研究员、为三室一厅的房子，经历了一场场过五关斩六将的恶斗。话剧演员小鹅儿因了陈维高的一篇评论而走红，陈维高又无力把握自己卑微的欲望，被小鹅儿诱惑，上演了一幕老唐璜的闹剧。职称有了，房子又出了纰漏，先是同事之间的矛盾，后又引出与小舅子之间的尴尬……徐坤充满调侃的叙述，使悲剧性的人物命运涂抹上浓重的喜剧色彩。《梵歌》写昔日庄重神圣的佛学，如今却与世俗消费文化荒诞不经地融合在一起的情景；《白话》写新来研究所的硕士、博士生参加讲师团的经历，是90年代上山下乡的悲喜剧；《先锋》与《斯人》写尽了一代学人想趋时又无本钱、想出人头地又无门路、举步维艰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