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茅公与秦地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秦地现当代文学中的三大文学现象（延安文学、白杨树派和陕军文学）都与矛盾及其文学精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大师茅公，精神不泯，风范犹存，秦地文学就是一面折光的镜子。 关键词 茅盾 延安文学 白杨树派 陕军文学 秦地文学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茅盾的巨大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一巨大的存在直接体现为文学大师的崇高品位和立体形象，从创作、评论、翻译、编辑以及其他文学活动中鲜明地映现出来，同时也从活生生的文学影响或接受活动中表现出来。应当说，“文学大师”的名号不应是某些人即兴随意和别有用心的封赠，而应是其文学实绩和影响的真实写照，以及相应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再生之历史的客观证明。 事实胜于雄辩。那种意欲否定茅公、贬损茅公的巧舌如簧，在事实面前却显露出无法遮蔽的荒唐和虚妄。只要能够深入细致地验证茅公的巨大影响，那种否认茅公大师地位的种种言行，也就会不攻自破。过去，我们也从国内外的广阔视野看取茅公的文学影响，但大多流于概观综述，细部深究和具体论证往往不够。本文拟就茅公与秦地[①a]文学的关系，尤其是茅公对秦地文学在历史上的积极影响，进行一些细致的考察，从地域文学与文学大师的个案分析中，借一斑而窥全豹，不仅可以有助于认识作为文学大师的茅盾，而且对深入了解秦地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有较大的助益。 一 在20世纪秦地文学中，有三大文学现象最为引人注目，一是“延安文学”，二是“白杨树派”，三是“陕军文学”。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茅公与这三大文学现象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延安文学，可谓是秦地艺苑中最奇异的景观。如众所知，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延安成了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时也成了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从全国移居于此的文化（包括文学）精英，在黄土高原上生根开花，将理想文化（如马克思主义）与地域文化（如延安本土文化）紧密结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延安文学，并在各根据地和大后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延安文学（艺）作为一种运动，确已成为一种历史。但作为一种文学追求，却始终都有一种内在而又强大的生命力。表面上看，延安文学多是由外地人创造的“移民文学”，实质上却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当革命和文学从黄土高原上崛起或“长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片黄土高原，忽视这里潜蕴的革命和文学的种子以及来自地母（民众文化）的能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延安文艺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精神的一次现代张扬”，延安及周边地域的文化对延安文艺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①b] 茅公与延安及其文艺的精神结缘早于他到延安的1940年。当红军到达陕北时，他曾和鲁迅一起给予衷心的祝贺；在他写于抗战初期的《第一阶段的故事》中，便表达了对延安的向往之情；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想方设法及时报道来自延安文坛的消息；在他的心中也时常记挂着那些奔赴延安的亲朋好友。而在茅盾带着全家到了延安之后，也就有了长久安居于此、工作于此的打算。后来虽因党的工作需要和周恩来的安排而离开了延安，但在不足半年的延安之行里，已经与延安及其文艺建立了深切的情缘。无论是身在延安还是身在异地，这一深切的情缘都促使他为延安及其文艺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在延安期间，茅盾参加了各种集会、讲学和考察等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其间尤为突出的，自然还是紧密联系文艺的实际需要而从事的写作活动。在延安所写的理论批评方面的文字，约有10余篇，内容主要围绕着延安文艺界当时关注的民族形式和纪念鲁迅等命题而展开。[②b]在离开延安之后，茅盾的身心仿佛与延安贴得更近，时常“引领向北国”（《感怀》），“侧身北望思悠悠”（《无题》），并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以及一系列评介延安文艺的文章。如果从精神认同的深切意义上说，茅盾的延安之行使他成了一位“延安人”，也使后人得以看到他另一个伟大的侧面：他不仅仅是延安文艺运动积极的观察者、建设者，其更重要的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者和评论者！[③b]这种历史赋予他的角色，直到他的晚年仍有生动的体现。在“四人帮”塌台之后，茅公在一首诗中兴奋地写道：“毛主席文艺路线育新苗，延安儿女不寻常。新人旧鬼白毛女，控诉汉奸土霸王。夫妻识字学习好，兄妹开荒生产忙。……大地回春，当年清韵又绕梁。”[④b]当中国在经过又一次黑暗和阵痛之后而进入新时期的时刻，茅公饱经沧桑的眼前却浮现出了当年延安文艺的盛景，耳边也响起了当年延安文艺的清韵，这不正说明茅公对延安文艺的深切认同吗？清韵再绕梁，不也强烈地表达了茅公对新时期文艺的渴望吗？ 茅公与延安的精神结缘和实际结合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着他对延安人——尤其是那些“延安化”了的艺人亦即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精神状貌的深切体认。他在离开延安不久写下的《杂谈延安的戏剧》一文中动情地写道：“物质条件的缺乏，使得陕北的文化工作的艰苦，有非吾人所能想象；特别是戏剧工作，外边的惯于在都市里干这项工作的人们，骤然到那边一看，总会觉得无从措手。但如果你住下来，你看了几次他们的演出，那时你就会吃惊道：‘沙漠上开放出美丽的花来了！这班人似乎是魔术家，真了不起，没有办法之中会生出办法来了！’”[⑤b]延安文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绽开了灿烂的艺术花朵，有赖于延安文艺工作者虚心好学和百折不回韧干苦干的精神，有赖于培养与发扬此种精神的阳光和空气，亦即民主的环境以及对于文化工作的重视，更有赖于这些延安文艺工作者真正与劳动人民的结合，有赖于他们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目的。由于有了亲身的体验和考察，有了此后的追踪关注和分析，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的启发下，茅盾后来对延安文艺昭示的文艺方向则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呈示和深化，从他写于40年代中后期的《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人民的文艺》、《关于〈吕梁英雄传〉》、《关于〈李有才板话〉》、《赞颂〈白毛女〉》等许多文章中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且表现得淋漓尽致，既彰明了茅公对延安文艺精神的深切认同，又彰明了他对延安文艺精神的揄扬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