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对余华小说进行文本解读，从循环叙事这种“结构”范式切入，分析研究了余华小说对历史时间的独到理解与处理，探讨了余华对人性的悖反性、分裂性的认识，并比较了余华小说与鲁迅小说在“现代层面”上的异同。 关键词 余华 小说 结构 叙事循环 一 小说的叙事序列，是消隐于小说情节之下的逻辑结构。所谓叙事循环，是指小说的叙事序列呈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封闭结构。在表层结构上，“故事像句子一样”，因为它可以被表述为主语+谓语这一基本句法结构，当然，“这样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分类（主动句或被动句；简单句、复合句，或复杂句；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等）”[①]。而叙事循环指的是主语（人物）与谓语（行为或状态）的重复性特征；在深层结构之上，叙事循环指的是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内在流动即二者互相粘合却又互相消解的一种状态。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意义的缺失，而是意义沦入了某种不确定性的解释的循环。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郑重其事地写道：“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在世界变成的陷阱中对人类生活的探索。”在细读了作家余华已发表的几乎全部作品的基础之上[②]，我发现他在编织小说文本时，正是运用叙事循环在白纸黑字之中开掘和“探索”这一“陷阱”的。在余华的情节链上，叙事的端点如同埃舍尔画笔之下的在人工建筑中回环往复的流水一样，被奇妙地接续起来，在主人公即将进入的叙事时空中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一种心灵的虚象（virtual image），常常是已经被他先验地经历了。 在余华发表的第一篇实验性作品——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小说家按时间轴上的延展顺序组合了一个十八岁少年“我”的一次个人远游经历。其主要的情节可浓缩为：A，“我”在路上。B，“我”路遇一位汽车司机，搭车。C，汽车抛锚，司机下车做广播体操。D，一群农民来抢车后的苹果，“我”保护苹果被打，而司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E，司机抢走了“我”的背包，坐上那些人的拖拉机，走了。F，我坐在抛锚的卡车上，回忆自己的出发。小说的开篇为：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小说的结尾为： 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跑了起来。 从出发回到出发本不足以构成小说的叙事循环，这只是一般叙事文学常见的结构（平衡—→打破平衡—→恢复平衡）。但这一篇的特别之处在于全文既没有写明远行的目的，而且“我”的旅行也没有确定的路线，因而小说的字里行间弥散着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漂泊感与不确定感。作者在开篇与结尾使用了两个表示同一状态的比喻——“像一条船”和“像一匹……马”，文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这种种暗示使得过去的、正在进行的以及尚未到来的经验，不再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并且得以重合，使得叙事在原地循环而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作者的另一篇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河边的错误》讲述了两个故事：1，刑警队长马哲为民除害，杀了连续杀人的疯子。2，马哲自己变成了疯子。这是一个关于“错误”的人物命运的循环。疯子成了一个神秘而邪恶的黑洞，他吸附着每个和他接近的人，当他被除去以后，除去他的人成为新的疯子。小说至此嘎然而止，但却给人以故事将依此模式循环不尽，绵延展开的感觉。中篇小说《偶然事件》以流水帐般的序列记述了两个男人陈河与江飘从1987年9月5日到1987年12月3日之间的经历，但叙事的结合点恰恰在于这两个时间的貌似“偶然”的重合：在同一个地点（峡谷咖啡馆）发生的两次凶杀案。在这里，“峡谷”已成为命运追索生命的像喻，成为在宿命中无处逃循的阴暗的裂隙，它使直线的生活发生转向，并变形为一种因果相循的怪圈。 《在细雨中呼喊》（发表于1991年底，原名为《呼喊与细雨》）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这部作者为之呕心沥血（三易其稿并从24万字压缩到16万字）的心理自传体长篇佳作，可以称之为余华早期创作的一次总结。小说的叙事在三个层次上构成了循环：（1）从小说的结构上，第一章：南门岁月；第二章：孙荡镇岁月；第三章：祖父的回忆并回溯到第一章；第四章：回溯到第二章并以第一章的南门岁月终结全书。（2）由于作者打碎了原本的时空模式，文本中的三个时段不再是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并置在一起，形成三个互动的放射性的顶点，互相牵制，互相渗透，使之成为一个互相阐释和注解的循环。（3）这一文本不断复现的主题是父／子之间难以调和的代际冲突，这种代际矛盾体现在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孙有元）／我的父亲（孙广才）／我（孙光林）之相邻两代人间的暴力与对抗之中。我不愿将这种冲突简单化地归结为“性欲内驱力”所引发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反，这种冲突更可能被余华本人理解为一种传统之下的必然，一种无法抗拒辩解的命运的轮回。所以国庆才会在被弃之后如此执着地渴求父权的再度君临，哪怕他不负责任的父亲所能予他的除了暴打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小说的开篇讲述的是“我”在南门的悒郁的生活，却以“我”从孙荡回归南门时找寻父亲而终结。 《活着》（发表于1992年）是余华的第二部长篇，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余华转型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文本中，余华过去肆无忌惮地使用的时空的任意移位、变形、压缩与置换，人物的陌生化、神经质、绝望感与残酷性被一种人间温情、依恋和对生命的热爱取而代之。但作为一种叙事的内在逻辑，循环依然作为一条潜在的线索在三个层次上串接起整个的结构模式。首先，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故事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回环。第二，小说的主体是福贵的自传，而小说一再暗示主人公福贵与他父亲的命运的惊人的相似性。小说开篇为：“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结尾为“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从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作者在这里引用这两首民歌当然不仅是为了歌谣与歌谣相呼应而形成的结构上的回环美，和由此发出的抒情感怀之气，更是为了使个体生命的流动成为有着某种恒久性的代际循环。第三，小说的结尾是一段内蕴甚深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