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活画像。这一代知识分子大约是六十年代生人，现在三十岁左右，其童年或少年时代赶上一个“文化革命”的尾巴（当然，这是就徐坤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主体以及他们的主导特点而言，也有个别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属于这个年龄段）。从知识分子社会学（the sociologe ofintellectuals）的角度（这是本文的主要分析角度）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没有传统的一代，也是没有完整历史的一代。既没有中国的古典传统，也没有“五四”的启蒙传统、延安的革命传统，当然更不懂西方的传统。甚至于“文化大革命”的传统、红卫兵的传统、知青的传统，对他们而言也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至多是破碎的记忆与小说中捡得的“故事”。这一知识的背景使得他们不但不同于“五四”的一代，延安的一代，甚至也不同于老三届、红卫兵的一代。正如《斯人》中的那位诗人说的：“历史到我这里已经断代了”，“我只能看见我自己”。他们的童年是“营养不良的”，是在背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中渡过的，他们的传统只能“上溯到毛主席那里”，因而他们“最伟大的理想是当毛主席或者当爸”（《斯人》）。历史给予他们的只是残缺的碎片，在他们少不更事的时候，曾经被人灌输过信仰，但还没等到这种信仰深入骨髓（这一点使之不同于老三届，老三届对于红色的革命乌托邦曾有过虔诚的信仰）他们就跟着别人大呼“上当受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 没有传统与历史、没有精神上的“教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爷爷那会儿人爱造神／我爸爸那会儿人造人／我们都是可怜的试管婴儿／也不知道精卵是他妈的谁的”（《游行》，《钟山》1995年第6期），而他们的出生年月又注定他们只能属于九十年代，只有其中的个别赶上过八十年代的尾巴。徐坤作品中展示的主要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学者）在九十年代的境遇。活跃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两类，一是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然后又在八十年代再现辉煌的“重放的鲜花”们，另一类是粉碎“四人帮”后回城的下乡知青。前者在今天大多已届“耳顺”之年（虽然实际上牢骚满腹），后者也已过“不惑”，正走向“知天命”（虽然惑莫大焉，遑论知天命）。他们在八十年代加入了拨乱反正的浪潮，成为思想解放的主力军，积极清算极左路线，控诉专制主义给个人与民族带来的灾难，诉说自己被耽误、被荒废的青春岁月。这些人虽然没有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也不曾想要入得西方文化的大门，但是却虔诚地信奉过解放后的红色乌托邦，并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神运动。也许正因为他们有过信仰，而且是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发展、世界趋势的大信仰，而不只是个人的灵魂安顿的小信仰，所以他们身上有强烈的“平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以及“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领袖意识，这种过高的自我期待与社会承当使他们无法适应九十年代杂语喧哗与中心散乱的“后现代”局面。他们可以反思批判过去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但是他们不能不要任何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不能习惯于无中心。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信仰就没有生命，虽生犹死。即使是批判过去的意识形态，他们也将之视作一项严肃神圣的政治使命、文化使命，绝做不到以游戏的态度调侃与嬉戏之。他们本身就是那段历史的产物，反思历史、清算历史、批判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反思自己、算清自己、批判自己，因而他们的批判不能不是痛苦的。 徐坤以及徐坤笔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可就不同了。“造神”与“上山下乡”对他们而言同样是遥远的“故事”，至于反右运动简直就像是恍如隔世的历史碎片，他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红色的乌托邦神话，既无切肤之爱，亦无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可以以无可无不可的潇洒态度后着那个时代，后着革命的神话，后红卫兵、后上山下乡、后毛泽东以及他的“最高指示”。在他们看来，这与后屈原、后鲁迅或后王朔、后流行歌曲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们本来就不知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为何物，更遑论丧失它们。在他们刚刚想要懂得使命、扛起责任的时候，支撑这种责任与使命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商业化的浪潮正在使一切悲剧都成为喜剧，一切正剧都成为滑稽剧，这对于本来就不曾导演或参与过悲剧、正剧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么？也正因为这样，在不谈“使命”、消解“责任”、躲避“崇高”的九十年代，他们除了“玩就玩它个天翻地覆”以外，还能干什么呢？于是他们迅速地潇洒起来，而这种潇洒是“右派”大伯和知青大哥所望尘莫及的，后者想潇洒也潇洒不起来啊！ 因而他们变得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无所谓。他们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更无信仰的牵累和制约，但是也比任何一代的知识分子更加缺乏创造的未来指向以及反叛的明确目的。他们的反叛就是为反叛而反叛，为了快感而反叛，为了剩余的力比多的发泄而反叛，就是“在营养过剩却精神贫瘠的年月举行起义”。他们没有完整的传统，所以也就没有沉重的负担，他们无论调侃什么都显得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痛快淋漓，乃至于还带有些许的破罐破摔、自我嘲弄。是啊，玩就玩它个天翻地覆！闹就闹它个天昏地暗！甚至当他们自称为“迷途的羔羊”时，也带着自我调侃与自嘲的语气。他们颠覆传统就像“颠覆一朵花”，他们包装一个人就像“包装一朵花”（《游行》）。至于为什么要叛逆却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正像《游行》中名为“叛逆”的摇滚乐队所唱的：“那我可就管不着了／我没有办法叛逆墙／我空怀着叛逆的愿望／假如我要对墙妥协／那我还活着干什么／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对他们而言，“但凡正常的就被鉴定为老古董，一切反常的都能成为反英雄。艺术的瞎眼儿，口吃，秃顶，脚气，吊儿浪当，流里流气，全都成为一种个性的象征”（《先锋》）。这就是中国的先锋艺术的命运，这就是中国最富革命性与反叛精神的艺术家的性格。他们的代表作产生于洗脚与拉屎之后，他们的灵感来自脚臭味和排泄的快感（《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