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一次谈话中声称：“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相隔二十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重申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的特点。“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应和着这一预言，“世界文学”逐渐从它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现实。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有着古老文化积淀的亚非拉文学纷纷摆脱各自传统的羁绊，尝试着利用人类思想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契机，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面貌。 以“五四”精神为骨干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没有世界性的交流，没有外国文学的介入，便不能想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之存在。站在下一个世纪的入口处，回顾本世纪的文学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自鲁迅以降，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家，几乎无一不通晓一种或数种外国语言，几乎无一不受有东西方文化的同时熏染。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之一茅盾，也是这样一位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人物。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中，茅盾的博学和睿智是有口皆碑的，至于他和外国文学的渊源，更为论者所重。综观茅盾的理论著述，涉及外国文学的，计有三分之一强，其中仅专著一项，便有一百多万字，重要者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神话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即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再版的《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北欧神话ABC》、《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等。在这些著作中，茅盾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叉点上，以一种开放性、世界性、历史性的眼光，纵横捭阖，爬梳剔抉，既勾勒自古希腊罗马文学以来各种文艺思潮兴衰代谢的线索，又对那些世界一流作家和作品进行重点的剖析和鉴赏，提纲挈领地为我们展示了世界文学流衍递进的整个过程。因此，即便撇开其创作不谈，仅以上列著述而论，茅盾也堪称不可多得的一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成功无疑得力于这些精深的研究成果。 一、“为人生”的主张与俄苏文学 和新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一样，茅盾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强烈影响，“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象我这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伸出头来，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俄罗斯文学。”[③]在世界文学史上，俄罗斯作家向来以浓重的入世精神著称，他们无不怀有悲悯的情怀，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生命的意义，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相近似的是，它也是一个道德感高于美感的民族。在俄罗斯，文学常常被视作精神探索的一个触角，诗歌往往是灵魂之升腾和坠落的预言。在绝大部分诗人和作家眼里，内容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形式，因此，唯美的、纯艺术的风格追求很少能在俄罗斯找到适宜的土壤，间或有之，也只能如昙花一现，绝不可能在文坛上占据主流的地位。自普希金、果戈理开始，俄罗斯文学便确立了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人道主义传统，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描写，构成了俄罗斯文学最出色的人物群像，殆至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对人性的张扬甚至达到了宗教的高度。 中国“五四”文学发轫之初，“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在文学的功能问题上产生过较大的分歧，前者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后者则标举“为艺术而艺术”。关于“文学研究会”，茅盾发表过这样一个看法，称它“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其“发起诸人”，说不上什么“企图”、“野心”，对于文艺的意见也并不一致，而且，也不曾追求过一致。“如果有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④]茅盾认为，“文学是为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⑤]由文学的“为人生”，进而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亲近，这是周氏兄弟、郑振铎等一批“文学研究会”骨干的共同倾向。这批作家对文学的选择是与他们对国民性的改造、对重建人生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的理论代表，茅盾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观点：“俄人视文学又较他国人为重，他们以为文学这东西，不单怡情之品罢了，实在是民族的秦镜，人生的禹鼎，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有用于人生。”[⑥]正是对文学的功利性和教化作用的重视，茅盾对俄罗斯人道主义的文学的最大代表托尔斯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力图和后者一样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刻划众多的人物性格，展示时代风云中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追求创作上的“史诗”风格。长篇小说《子夜》便体现了茅盾的这种努力。 《子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社会剖析派的长篇小说，作者着力要表现的是当时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写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落的必然命运。与传统小说单一结构不同，茅盾采用了一种复式结构。作品围绕主人公吴荪甫，铺开了工厂、农村、公债市场等多条线索。这种写法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小说的一条线索是安娜的爱情悲剧之发展，另一条线索则是列文的农村改革之尝试。至于《子夜》第二章的设置，更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灵堂吊唁为楔子，描写作为吊客的工、商、军、政各界人士的言谈举止，让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一登场亮相，同时引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这一主要线索，以及其它几条次要线索。至于后者，托尔斯泰通过宫中女官安娜·巴芙洛夫娜的家庭聚会，一一介绍了书中的主要人物，拈出了几大家族间的亲怨关系。说到人物间的相似，在这两位大师的笔下，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与《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钱良材。他们都怀有社会改良的美好心愿。然而，严酷的现实总令他们的好心不得好报。不过，托尔斯泰所要表现的是“忏悔的贵族”在背叛本阶级的过程中的困窘；茅盾要指明的则是，资产阶级改良的不可能。
